1920年，23岁的奥尔波特会见了弗洛伊德。这次令人难堪的会见，使其拒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而以与精神分析完全不同的态度去研究人格。会见时，长时间的沉默和世界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强烈而稳定的注视，使得局促不安的奥尔波特急于打破僵局，脱口说出他在乘有轨电车来弗洛伊德家时，目睹的一件小事——一个四岁的孩子非常怕脏，他向母亲诉苦：“不要让肮脏的人坐在我的旁边。”他认为这孩子对脏的厌恶来源于盛气凌人、衣服“浆洗得很好”的极整洁的母亲。弗洛伊德在又一次长时间沉默地注视着年轻的奥尔波特之后，问道：“你过去也是这样的小男孩吧！”奥尔波特为弗洛伊德话中所表明的信念——人们说的和做的都暴露出他们自己的内部冲突和恐惧——而震惊了。此事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对作为精神分析基础的无意识产生怀疑。他确信，心理学家在人的外观、意识、动机层面上进行工作，比陷进研究那种可能位于这些现象下面的黑暗深渊——无意识更为明智。他作为美国人格研究的前辈，是美国集中注意健康人格而不是神经症人格的第一批心理学家之一。
奥尔波特对于人性比弗洛伊德更乐观的见解起源于他的童年及父母的态度。他的父母强调艰苦工作和虔诚行为的重要性，始终保护和爱护他。家庭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并鼓励年轻的奥尔波特探索人生问题和疑难答案。他所描绘的人生图景是积极的、充满希望和讨人喜欢的。他认为成熟、健康的人不是被无意识力量所控制和支配的，也不为无意识的冲突所驱使。健康的个体在理性和有意识的水平上活动，指引这些活动的力量是完全能够意识到的，也是可以控制的。神经症患者被童年的体验束缚或限制着，成熟健康的人则摆脱了过去的压抑，他们的视线是向前的，是被当前的以及指向未来的紧张和期望所指引的。这种健全的眼界更多地提供了选择和活动的自由。
由于奥尔波特认清了神经症患者和健康人之间的差别，所以与弗洛伊德只研究神经症患者完全不同，他选择研究健康的成年人。
一、成熟人的动机
奥尔波特认为成熟、心理健康的人的动机并不是由无意识的力量或童年的体验从后面推动的，而是由我们对未来的计划和意向——希望、志向和理想在前面拉着的。
健康人格具有意向性，努力指向未来统一和整合着整个人格；神经症患者缺乏长远的目的和目标，他们的人格分裂成一些没有联系的分系统，这些系统缺乏集中的中心和统一的力量。人格的意向性也为增加个体紧张度服务。这种观点认为，个体为紧张过度所促动而不是紧张减弱。奥尔波特曾举例：工作完毕回家，又饿又累，需要吃和休息。当然，在吃不到食物时，我们由此而产生的内部紧张必须予以缓解。但当人们已经填饱肚子之后又怎样呢？他认为健康的人就需要新的活动，并转向一种业余爱好，阅读有益的书籍，或者出去参加晚会。奥尔波特写了探险家阿曼德森（RoaldAmandsen）的经历。他从15岁起就被探险的目标所驱动，他在发现了南极之后，又渴望飞越北极。他是由意向和理想推动的，阿曼德森的目光总是指向未来。健康的人总是被未来的远见“拉着”前进。这个远见（连同具体的目标）把人格统一起来，并且使健康的人与日益增长的“紧张”打交道，而不是将紧张的减弱当做人生的目标。“得陇望蜀，永无止境。”奥尔波特认为健康人所渴望的附属的、小的目标是能够达到的，而总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他曾说，“福音只会降临到这种人身上，他不断地激励自己去追求那种最终不能完全达到的目的。”为此他解释说，如果完全达到了目标，我们将不会再有指引我们生活，并整合、统一我们人格的促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