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小诗在中国文学里也是“古已有之”，只因他同别的诗词一样，被拘束在文言与韵的两重束缚里，不能自由发展，所以也不免和他们一样同受到湮没的命运。近年新诗发生以后，诗的老树上抽了新芽，很有复荣的希望。思想形式逐渐改变，又觉得思想与形式之间有重大的相互关系，不能勉强迁就，我们固然不能用了轻快短促的句调写庄重的情思，也不能将简洁含蓄的意思拉成一篇长歌，适当的方法唯有为内容去定外形，在这时候那抒情的小诗应了需要而兴起正是当然的事情了。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43～4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我是一条小河》构思巧妙，意境完美，有一点情结的线索，主要采用明喻，并不晦涩……明喻中又带暗示，显示两人自然地心心相印。接着描写小河流过森林，流过花丛，总后两节顿起波澜，写小河流入大海……情意浓，诗意也浓；想象新颖，写法也新颖。“我”和她同小河与彩霞般的影儿，非常神似。对这种诗，我们主要应体会其神韵……
陆耀东：《论冯至的诗》，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2）。
6.从新诗发展的历程来考察，湖畔诗派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主要是爱情诗。他们的作品，写母爱、童真、大自然，成就不及冰心和宗白华；写劳动人民，不及文研会诗人；写友爱与其他方面的诗，上品极少。中国古代民歌中，有丰富的爱情诗歌，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到后来的子夜歌、竹枝词等形式中，都有不少优美的脍炙人口的爱情诗珍品。但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主要表达方式仍是借物咏情的含蓄，少有大胆直白地**心曲的作品。在正统文人爱情诗方面，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多以“忆内”“寄内”“思夫”或暗喻隐指的方式来表达。五四时期写男女恋爱的小说不少，据茅盾对一个时期的统计，占了全部小说的“百分之九十”[2]，而爱情诗却不多见。在当时，专心致志写爱情诗的，是湖畔诗社的几个年轻诗人。……胡适的《应该》、郭沫若的《Venus》、黄琬的《自觉的女子》、鲁迅的《爱之神》、刘大白的《邮吻》、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俞平伯的《怨你》《占有》、康白情的《窗外》《疑问》等都是较早用白话形式写成的爱情诗，但这时的爱情诗不但数量少，影响也不大。新诗对爱情的歌唱，虽不是空白，却无疑属于淡季。……湖畔诗人大胆歌唱自由爱情的创作，不仅大大超越了传统文学的尺度，而且突破了前辈诗人的范围。他们的爱情诗有力地表明，当时既是一个“容不得恋爱的世界”，又是一个“春色满园关不住”的世界，年轻的诗人虽然有对理想爱情无可奈何的空自嗟怨，但更多的却表现了敢于敞开心扉，敢于吐露真情的勇气。他们的毫不作假、毫不隐讳，真切地反映了“五四”个性解放的精神特征。就此来说，胡适、郭沫若、朱自清也不能和他们相比。一方面，这是由于时间不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彼此心境不同。湖畔诗人毕竟在青春之际，他们的心灵更宽松些、更活泼些、更开放些，而不像他们的师长的心灵在下意识部分还有较多的束缚，还有许多说到做不到、想到说不出的事情。所以冯文炳说，湖畔诗人“那时真是可爱，字里行间没有染一点习气，这是最难得的。他们的幼稚便是纯洁。”他们的诗是“没有沾染旧文章习气老老实实的少年白话新诗”。[3]可以说，只有到了湖畔诗派的崛起，中国新诗坛才有了真正现代意义的情诗。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130～1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