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郭先生的《屈原》剧本上满纸充溢着正气。有人说郭先生的《屈原研究》的态度和方法是“新朴学”，那么他的《屈原》剧本实在是一篇“新正气歌”。……作者创造了一个婵娟的人格，把同情和努力大部分用在她的身上。……在第五幕里，屈原已被放逐了，又被幽囚了；宋玉与公子了兰已经连成了一气，以援救屈原为名，到楚宫门口去**婵娟的时候，两人肆逞了如簧之舌，你一段我一段说得真像是仁至义尽似的，个性稍软弱的人一定要招架不住了，而作者竟用了极大的努力，描写婵娟的反应，一次是“姿态不动，无言”，二次是“姿态不动，无言”，三次是“姿态不动，始终无言”，四次是“姿态不动，毫无反应”，五次是“丝毫不动”，六次是“仍丝毫不动”，七次是“仍丝毫不动”！
这是中国精神，杀身成仁的精神，牺牲了生命以换取精神的独立自由的精神。
孙伏园：《读〈屈原〉剧本》，载《中央日报》副刊，1942-02-07。
7.婵娟的感情行程也是伴随着屈原的情感运动而行进的。对南后的怨愤怒诉，使我们想起了《凤凰涅槃》中的“凤歌”和“凰歌”。如果说“凤歌”显得雄浑豪放，那么“凰歌”则如泣如诉。而屈原的抒情则是像“凤歌”那样激昂悲壮，婵娟的抒情就像“凰歌”那样泣诉怨怒。屈原和婵娟的抒情在整个《屈原》里以不同的变调协奏着，此起彼伏，组成这雄浑悲壮的交响曲。可以这样设想，假如没有婵娟这样诗的魂，屈原的形象就显得不够完美了。屈原的感情运动是不断深化迭进到“雷电独白”的，而婵娟的感情运动也是不断深化迭进，升华到一个纯净芬芳的境界的。特别是最后一幕，婵娟死前和屈原的对话，这是婵娟诗魂的极致，是道义美的崇高意境。
婵娟岂只是《橘颂》的象征，而且是屈原辞赋的象征。作家的独创之处，在于当他驰骋着浪漫主义神思时，运用着象征主义的手法。
田本相、杨景辉：《〈屈原〉论》，载《文学评论》，1982（6）。
泛读作品
郭沫若：《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
郭沫若：《献给现实的蟠桃》
评论文献索引
王瑶.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文学评论，1983（3）.
黄侯兴.论郭沫若的史剧观.北京大学学报，1983（3）.
王文英.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审美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2）.
王保生.关于抗战时期六个太平天国史剧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2）.
高扬.历史精神与艺术构想——论郭沫若历史剧的心理特征.郭沫若学刊，1998（4）.
高音.《屈原》——用戏剧构筑意识形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3）.
沈庆利.郭沫若《屈原》：性与政治的**.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8（1）.
倪海燕.文本裂隙与女性配角的艺术光彩：从一个角度谈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4）.
拓展练习
1.郭沫若认为“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失事求似”应是史剧的一个原则，他的创作“并不是想写在某时代有些什么人，而是想写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应该有怎样合理的发展”。对于一些历史的空白，郭沫若凭借艺术想象予以了填补。但这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因过于追求“以古讽今”的现实功效，一些剧作的剧情衔接不自然、人物有失真实。分析剧作《屈原》是否存在上述不足。
2.“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9]也就是说，郭沫若的史剧创作承担着某种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任务，其中潜藏着对未来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寓言。结合相关文献，分析剧作《屈原》能否支持、印证这一说法。
3.阅读评论摘要5，分析郭沫若“诗性”特征的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