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从抗战初期到抗战中期，观众由兴奋到深沉。因此，这时在抗战戏剧创作中出现的类型化概念化的作品明显地暴露出不足，没有初期抗战戏剧那强烈的激励人心的作用了。……抗战戏剧在担负发动民众支援抗战凝聚人们的爱国心的使命中，促成了与人民大众的结合，也促成了与源远流长内蕴丰富的民间文艺的砥砺。到了这一时期，便应该有一个历史性总结的机会，从而推动向新的高度的跃进。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是抗战中期戏剧观众的审美心理需要发生转变的契机。……变化了的社会生活使国统区戏剧观众对初期那些“激越的鼓点”似的戏剧的审美需要过于餍足，在对这旧需要的巨大反叛力的推动下，产生出新的审美要求，要求戏剧能与此相适应，为观众认识中期国统区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的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提供帮助和指导。中后期戏剧创作中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揭露明显增多，和大量历史剧作的出现，与这种审美需要不无关系。
李江：《国统区戏剧观众审美心理需要的特殊性》，见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编：《抗战文艺研究》，124～125页，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
5.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历史剧的写作几乎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下述选材热点上，并相应地形成了几个突出的史剧类型：第一个写作热点集中在内忧外患交集的民族代兴之际，尤其是南北宋和宋末、明末和南明的历史，这类剧作可称为“民族危亡史剧”；第二个写作热点集中在诸侯争霸的纷乱之际，如战国争霸、楚汉相争的历史，这类剧作可称为“乱世整合史剧”；第三个写作热点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尤其是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和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习称为“农民起义史剧”。当然，这种区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国家危亡之际也往往是社会纷乱之时，而民族矛盾与农民起义也常常同时而起；所以剧作家们的志趣虽然各有侧重，但在具体创作过程中，这些因素其实是难免会有交织的。不待说，倾注在这三个选材和写作热点中的，显然不无中国文学中传承不衰的吊亡怀古之情，但更重要的还是剧作家们在抗战建国的当下所迫切感受到的“现实政治问题”：如何吸取民族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民族英雄的典范意义来应对当前的民族危机?如何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妥善处理本民族内部的冲突、以避免民族悲剧历史的重演?以及用什么样的理念、依靠什么样的力量、遵循什么样的抗战路线，来引导和动员全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民族国家而奋斗?同时，剧作家们也敏感到战争和革命的历史大变动对个人命运及其人性人格的深刻影响，并常常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体会与思考形诸笔墨。正是这一切，使得战时的历史剧既具有感时忧国的现实政治寓意，也夹带着深切复杂的人性和人文关怀。
解志熙：《历史的悲剧与人性的悲剧——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叙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2）。
6.民间伦理逻辑的运作与政治话语之间的互相作用就表现在这里：民间伦理秩序的稳定是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前提。只有作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黄世仁才能进而成为政治的敌人。万一黄世仁在某种意义上遵循了这个秩序的规定，比如娶了喜儿而不是置她于死地，他结果就很可能超出了政治敌人的范畴。于是就不会有《白毛女》这个故事，也不会有它的政治意义。黄世仁的反社会伦理是极端的，到了“仇”的地步。杨白劳的死和喜儿的被抢拆散了使普通社会的秩序赖以依托的基础：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及其延续机制（婚姻）遭到了破坏。当黄世仁对民间社会秩序的冒犯变成对这一秩序的毁灭时，按照道德逻辑以及叙事原则，报仇成为必然的剧情发展规律。
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194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