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小说处于政治运动频仍的时代。从1950年到1966年前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次批判运动几乎都与文学界有关，文学真正成为“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作家和作品轻则受到“宣扬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评，重则与国际政治运动中的“帝修反”挂在一起。当年发生在文艺界简单粗暴的批判运动，其激进的思想脉络延伸到“文革”，终于可借江青一席话挑明：“我们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扫**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变革等同于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的变革，教条而机械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受到曲解的典型一例。不过从这里还透露出这种信息，尽管1949年以来文学界领导反复强调小说创作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甚至倡导小说创作要配合某一时期的政策，而且总的文学倾向也大致环绕着政治运行，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十七年”小说与古今中外文学传统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并非横空出世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即便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文学也依然未纳入到所谓“一体化”格局，小说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依旧在进行，因此对作品的批判也就从未间断。走进这段历史所看到的，主要不是作家怎样去顺应批判，迎合政治，当然不是没有这种情况，而更多的是作家对新中国真挚的信任和热情的想象，并通过怎样的艺术手段，使新的社会风尚与传统意绪达到有机的融合；是对令他们心仪的一种生活的理想图景的绘制；或者是作家无法超越传统艺术常规的创作实践中，了解到被命名为“翻天覆地”时代的社会与政治变革的维度。
通常人们将这一时期称为“政治左右文学的时代”，但究竟怎样左右了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文学，却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15～1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在谈论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十七年文学”时，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所谓的“政治”或“政治文化”只是一种研究的视角，是我们思考“十七年文学”的存在之由、变迁之故的一个切入点，而不是一种评价尺度。我们不是以文学是否与政治结缘来给予臧否，而是通过这一角度去接近对象的实际，从而对“十七年文学”的许多文学现象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我们特别要防止的是价值评估的简单化。
以往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曾出现过看似对立而思想方法却颇为一致的情况：在突出政治的年代，人们曾对“十七年时期”服务于政治或与政治结合较紧的作家和作品给予了过多的褒扬；而在其后拨乱反正的年代，对同样的上述作家和作品，人们则给予了过多的贬抑。两种对立的观点和价值评判，都同样是源于政治的情绪化和思维的简单化。这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只是被看做一种评价文学得失的标识，而不是作为进入研究对象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