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青春之歌》被看做一部“自叙传”小说。然而，它又是一部经过作者加工修改、从自我想象到自我否定、向集体主义的叙事规则转移的作品。《青春之歌》不单是一个寻常的恋爱故事，也不单是个人奋斗的模式，尽管可以把它作为叙事和话语的现象来研究。它实际关联着一种在20世纪初形成的革命文化的特殊的实践——这种文学的生产过程、传播方式虽然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阶层中流行的激进倾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与其存在着显著差别。因为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安排中，明显有一个在解放后加工改造，以致与原始故事“背道而驰”的痕迹。或者说，有一个将“日常生活”戏剧化、将革命内容与传统婚爱故事两个文本重新拼接组装的写作过程。这样说，不是否定它的思想进步性，贬低作家对生活的虚构和想象，只是要表明，这种政治功利性的文学反而可能有一个复杂的“形成史”和文本的语境。
程光炜：《〈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载《中国比较文学》，2004（1）。
6.不难看出，林道静始终都在寻找着自己的精神父亲。尽管也曾有人格误认的心理挫折，但从总体上来看，从余永泽到卢嘉川，再到江华，通过对这三个男性的选择、放弃、认同，林道静是一步一步地实现着心灵深处最初的隐秘诉求。当然最终的结果不无苦涩，因为愿望满足的背后是难以掩饰的心灵隐痛。林道静最终嫁给了一个理想化的父亲，而不是梦中情人。在她和江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爱情，林道静在很大程度上是陷进了父权崇拜的文化心理陷阱。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女主人公林道静的人生心路立场可以被看做是现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包括作者杨沫）的人格演变历程的一个缩影或象征。在这个意义上，林道静的“恋父情结”不仅仅是属于她个人的，也不仅仅是属于作者杨沫所独有的，而是属于现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作家）所普遍具有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倾向。恋父情结的本质在于父权崇拜。正是对政治权威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认同才导致了中国革命作家的自我丧失和精神沦陷。对于那些深陷“恋父情结”的革命作家而言，他们已经异化成了父亲精神的衍生物，而与自身的生命本能和自我意志相疏远。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在精神上已经被“阉割”了，其人格心理结构也就变得残缺不全，在这个意义上，林道静的女性身份也就具有某种文化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作家）群体的女性身份，这是遭到权威的政治文化父亲的精神阉割的结果。
李遇春：《“十七年”文学中文化“恋父”心理分析——以〈青春之歌〉、〈创业史〉和〈艳阳天〉为中心》，见吴秀明主编：《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300～301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泛读作品
梁斌：《红旗谱》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杜鹏程：《保卫延安》
吴强：《红日》
评论文献索引
朱寨.从对梁三老汉的评价看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实质.文学评论，1964（6）.
江晓天.也谈柳青和《创业史》.文学理论与批评，1990（1）.
刘克宽.超越政治视角的文化审视——重新解读《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形象.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
邱景华.创业史：新的小说类型.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2）.
鲁太光.被分成两半的农民——对《创业史》的重新解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2）.
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4）.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2）.
杨朴.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由《青春之歌》再评价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局限.上海文论，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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