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百花时代，知识分子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自我意识开始复苏，“百花文学”作品中的许多作品，像《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悬崖上》《西苑草》《红豆》《爱情》等都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探讨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情感世界。这些作品叙事态度的变化还突出表现在双重视角的运用方面。《在悬崖上》除了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外还有一个听者。“我”讲述的是自己浪子回头的情感经历，听者在暗自评判着这段婚外情，提出自己的疑问。主人公“我”讲到自己去追妻子便结束了故事。作为一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它是接近了尾声：妻子和“我”的团圆是显而易见了。但听者却不禁问道：“回来以后又怎么样?”“我”的讲述确实存在着漏洞：“我”回到妻子身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对妻子有着内疚、有着感激，但“我”对妻子的爱情到底在哪儿呢?就像老作家张天翼所说的，“假如加丽亚不拒绝呢?假如她答允他的求婚，那以后会怎么样呢?”“我”的叙述在这方面确实是一个空白，这造成了文本的裂缝，而听者（或者说是作者）对他们未来的幸福显然是不信任的，作者并没有迷失在“我”的叙述中。这是作者主体意识的一次张扬，作者穿过文本的缝隙透露了他对人物命运的思考：“我”在外界环境的一次次挤压下逐渐丧失了自我，“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我清醒了过来，看到前边已是机关的大门了。看到这个大门，我更加清楚的明白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大门”这一隐喻性修辞诉说了“我”对被关在了集体大门外的恐慌。“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他便觉得孑然孤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这时，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想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受。”更何况这曾是一个视个性、自我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而坚决不容的高度政治一体化的社会，长期生活在这种氛围中的人们已有了依附的惯性，他们不可能拥有真正属于个人的快乐。对他们来说个体的幸福只是一种虚妄。
王文胜：《突不出的重围——在与“解冻文学”比较中反思“百花文学”》，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3.与注重情节和传奇性的小说不同，《陶渊明写〈挽歌〉》重视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作家对其中所包含的复杂的哲学与文化因素的探求。作品没具体写陶渊明如何与官场的丑陋与黑暗抗争，也没渲染其中可能出现的曲折而复杂的情节，就小说而言，可以说作者并不强调小说的故事性，而更看重的是，以一种清晰的现代逻辑，将诗人思绪中朴素而深邃的哲理内涵展示出来。小说不仅要再现一个正直的古代文人的为人之道，还将展示其中的文化哲学基础……
与历史上诗人晚年的境遇相比，小说家赋予心爱的人物以较好的归宿。历史人物与现实理想也便在这里相遇了。鲁迅说他当年写《故事新编》是因为“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对历史生发的“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因此，作品的现实诱因与历史掌故只一步之遥：先是激发了小说家对历史的回想，而由他叙述的历史中，又倒映着自我的现实感触。虽不能简单地说《陶渊明写〈挽歌〉》就是对“大跃进”时代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的“影射”，但作品描写诗人对大法师专喜欢“装腔作势”，拿“大道理来唬人”的憎恶，对官场中“侍宴啦，陪乘啦，应诏赋诗，俗务萦心，患得患失”的不屑，对寒门素士在社会遇到的冷遇的不平，从一定角度也可说是作者出于现实生活的刺激而转向对历史的诉求，通过文学和历史来宣泄他对社会上那种“上有好之，下必甚焉”的恶劣风气的不满，对生活境遇的不平之气，因为小说能勾起人们对现实与历史无尽的遐想。
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216～21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