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审美意识上说，传统的美善统一的原则在单一性的视界制导下被具体化为当代的以政治判断为主同时蕴含着社会道德判断的价值标准，使当代文学的审美意识在总体上局限于古典范畴，以绝对理性主义、艺术规范主义为特征，维持着十几年一体化的常规模式，使作家在浅思维状态下以非此即彼的逻辑判断取代复杂多向的艺术判断过程。表现在作品构思上，不论中间有多少曲折和反复，最终都要按照两极对立统一的逻辑展示出肯定性的结局。这种缘生于中国传统艺术的大团圆或预示大团圆的艺术指向，本身自然形成一种严整的因果链结构，使创作难以摆脱既定的框子。在人物塑造中，一切性格和心理描写也必然随着整体构思的逻辑显示着审美上的两极对立：善恶、美丑、好坏构成人物美学意义上的评价标准，而进步和反动、先进和保守、革命和反革命则作为性格标签，使人物在对立两极中变得概念化十足。为了体现由政治决定的阶级和阶层的本质，作家在对人物进行描写刻画时，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阶级和阶层的基本的政治、道德和情感因素，而对作为生活中的人的多方面的难以用政治和阶级观点分析的复杂因素，就有意无意地消解了。为使人物形象所属阶级和阶层的特征更加鲜明，其言行举止中都始终体现出本阶级的品质和操守，实质上使人物成了负载某一阶级和阶层所具备的、被文学先验设定的、政治认可的概念的载体。总之，这种艺术思维模式从根本上取消了对立两极以外的其他范畴。
刘克宽：《从审美主体选择看十七年文学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成因》，载《文史哲》，2003（2）。
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英雄人物为主导的中国大陆文学中，“中间人物”在小说人物谱系中，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类型。
1962年，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邵荃麟、赵树理所提出的“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更使得有关“中间人物”的争论与批判引人注目。
所谓“中间人物”论，并不是一个如何写人物的问题，而是一个判断何种人物为“美”的问题。或者说，关于“中间人物”的争论，实际上是不同的美学观念的一次较量。是以简单化透明化象征化的高大英雄模式为美，还是以普通人甚至是小人物的日常化世俗化矛盾化的复杂心态为美，这是围绕着“中间人物”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再进一步明确，20世纪60年代“中间人物”论的提出，是部分中国作家和批评家试图赢得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关于“人”的美学的重新定位，以区别于塑造高大僵硬纯粹的英雄人物的叙事方式，以更广阔的现实主义的姿态去容纳更丰富更多彩更独特的人性领域和情感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