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作为一个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邓拓对当时的“浮夸风”看得很清楚，他在不触动“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了反思和善意的批评，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伟大的空话》《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话的故事》等名篇中。利用可笑的故事、鲜明的形象、通俗的语言，讽刺“统统用空想代替现实”、“喜欢用许多大字眼”说一些“伟大的空话”，及时指出当时普遍存在的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吹牛皮、说大话的反常现象。《燕山夜话》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继承鲁迅杂文的优良传统，直面人生，大胆批评，使杂文这面旗帜飘扬在中国60年代干涸的土地上。这就是邓拓杂文“韧性战斗”的风格。
邓拓无可非议地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对当代杂文和思想建设的独特贡献，首先在于他是继鲁迅之后第一个在报纸上开辟杂文专栏的作家，而且蔚成风气，影响深远。尤其可贵的是在困难时期一扫沉闷的空气，活跃了文坛，用杂文的形式提倡和引导读书。其次，他开创了“知识杂文”的先河，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深奥的典籍拂去尘埃，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让人受到历史老人的熏陶。这就扩大了杂文的知识容量和教育功能，使杂文成为传授知识的良好载体。三是学者型高级干部带头写文章，使杂文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言之有物，高屋建瓴，匡正时弊，激浊扬清，引起疗救的注意，提升了杂文的思想质量和批判功能。四是在“文革”非常时期使杂文受到空前的“反面”宣传和严峻考验，寻常百姓都知道了邓拓及“杂文”，彰显了杂文的思辨精神和文胆风骨。邓拓坚持真理，维护信仰，是以生命为代价捍卫杂文和人格尊严的第一人。
于继增：《邓拓创造的杂文辉煌》，载《书屋》，2007（3）。
4.1955年，胡风案件发生后，张中晓被作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逮捕关押，受审期间因旧病复发，被允准保外就医，回到自己的家乡绍兴乡下，与家人过着贫病交加的日子。写于1956—1962年的札记《无梦楼随笔》就记录了他在家乡养病期间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宗教著作的基础上对时代、历史、民族文化、民族个性、人性、良知等等所作的思考。这是一种个人性的话语。在这种思考之中，个人遭遇成了反思时代神话与民族历史的重要背景，因而其思想与感性就有了一种血肉相连的痛切感与深度，理性的思想与感性的血肉紧密融合，不但使人们惊讶地发现了“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富有者”，而且使得人们必须重估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