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年代的民间性诗歌写作中，黄翔显然应视为是一个特例。对于更多的诗人而言，一是不可能达到如此的思想与精神高度；二是他们大都是政治的厌倦者——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因为厌倦了政治化、暴力化的社会生活，才走上了个人的精神探寻与漂泊之路，他们对时代的反抗或批判更多的不是直接的面对，而是躲避，他们通过“高度个人化”的思想方式而偏离于时代之外，以此间接地表达了对启蒙思想和精神理性的追寻与实践。事实上，黄翔本人诗中也透露出这种特征，他的更多的诗作实际上不像“火神系列”这样率直猛烈，许多抒情诗甚至还相当细腻、隐晦和婉约。
张清华：《黑夜深处的火光：六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启蒙主题》，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3）。
7.是他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人性在现实中丧失了合法的生存权利，但在诗歌王国里，它却悄然诞生。郭路生的诗歌所反映的，就是这种复苏和觉醒。这种复苏和觉醒是初步的、肤浅的。虽然幻灭的痛苦已经击倒他们，但还固守着旧日的精神家园，编织着已然破碎的梦。大有“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气概，这种矛盾或者这种张力，使这种觉醒的感觉更加敏感。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载《诗探索》，1994（4）。
8.不过，怀疑并非终极，其目的仍在于确立新的信仰，用以背弃以往的迷信。从小便接受了理想主义教育的那一代人，有着强烈的英雄意识。因此，唯物主义者的他们才能认为：“人死了，精神永远不沉默！”他们真诚地相信未来，因为“未来人们的眼睛”能够“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正是凭藉着这种坚定得近乎固执的信心，郭路生写出了令他名满天下的《相信未来》。
毋庸讳言，这首诗仍然有着50年代一度流行的政治抒情诗的烙印，它依然有着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以及“舍己为人”的思维定式。不过，它毕竟已显露了希望挣脱那种配合时事，图解政策的豪言壮语式的意愿，这可以从《相信未来》一诗中主体意识的加强得到证明，抒情主人公尽管以“未来”的“殉道者”自居，但已流露了较多的个体的感受与体验。正是这种保留了“自我”的作品，打动了那些伤感地舔吮自己布满全身的“创痕”的知识青年，感动和激励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里”作为下去。
汪剑钊：《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148～14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9.他们的诗中，理想主义的影子已非常模糊，而代之以反叛与嘲讽；并且，随着这种信念的缺乏，他们摧毁了建国以来诗歌（包括食指诗歌）的整饬形式，打破了节奏、押韵，甚至语法规范，从而使诗变得晦涩、怪诞，以传达独特的内心感受及生命体验，更多呈现出一种现代主义的诗歌风貌。
中国新诗自发轫便带有一种感情过盛的“感伤情绪”。进入50年代后，感伤得到控制，代之以昂扬激奋，但主流诗学原则仍然推崇诗歌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十七年”诗歌（尤其是风行一时的朗诵诗）却又存在一种自身的悖论。一方面，诗中充满感情，甚至是夸张的**；另一方面，诗歌又被强加了某种意识形态化的理念。也就是说，这种感情并非“自然”流露，而是受控制、有预谋的设计。白洋淀诗歌抛弃了理念对感情的人为控制，同时，也不同于西方现代诗歌全然的“反理性主义”，而是在诗歌中融入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与感情抒发相融合，创作出更合乎中国知识者心态的诗歌样式。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对“十七年”诗歌规范的另一种阐释，一种反叛式的接纳。
李宪瑜：《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白洋淀诗群”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