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首著名的《华南虎》，可以视为这个时期诗人生命的最富光彩的火焰。这是暴烈的雄鹰的自由不屈的意象的衍化和变形。它因集中而形象地唱出自己生命苦难与不屈抗争的悲怆交响，用高度凝练的文字构成了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成为了那个灾难的时代留给历史和将来的最为震撼灵魂的一篇杰作。
孙玉石：《鹰的姿态：牛汉的诗》，载《文艺争鸣》，2003（6）。
4.在中国，新诗的浪漫主义潮流，是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的。如卞之琳所曾指出，一是以郭沫若的《女神》为代表，追求力、宏大、热烈，追求通过自我去表现时代精神，诗风上更多接受惠特曼、雪莱的影响。另一则是“新月”这一派，如徐志摩、朱湘和20年代的冯至等，他们更侧重捕捉个人感情的震颤，表现内心情绪的复杂变化，诗风上相对趋于柔美。在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偏于浪漫风格的诗人，大体上也呈现这样的分野。追求力、宏大和热烈倾向的，发展为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抒情诗。而倾向柔美、侧重“自我”内心感情揭示的这一分流，则由于一个时期诗歌创作对表现“自我”的否定，而受到极大压抑。这两种倾向，复杂地交错在蔡其矫的创作中。在一些篇幅较长的抒情诗中，他偏重于追求充满力度的时代精神的概括。而在另一部分作品中，则注意对内心感情震颤的表现。从他的发展状况看，后者逐渐成为他的主要倾向，也是他对于当代中国诗歌的主要贡献。
刘登翰：《中国诗坛的“蔡其矫现象”》，载《厦门文学》，2007（1）。
5.《悬崖边的树》以极其浓缩的笔墨，极为典型而鲜明地为曾经受难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画了像。有人将它称作是知识分子灵魂的活的雕塑，实在不算是过誉之词，一棵瘦弱的树，被特殊时代的季候风吹成了弯形，心灵遭到前所未有的扭曲和贱视，而它们只有痛苦地依附在这陡峭的悬崖峭壁上，随时都有可能消失于无情的深渊。然而这首诗并不满足于对知识分子命运的一般性描摹，而是以冷峻和检视历史风云的目光，通过象征的手段，将人们引向了一个更为空阔和深邃的思想、历史的空间，促使他们对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历史进行严肃的思索。这首诗探索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巨大的“旋力”和“回溯力”，不啻是诗人在历尽沧桑之后反省历史的最大思想收获。这位曾经长久挣扎于“悬崖边”的诗人，显然没有听任理想主义的热情去冲淡苦难，更不屑于学着鞭身教派的语调在赞美苦难，他从个人痛苦的心理郁积中走出之后流溢而出的深沉的激愤和忧郁，也已经不再只属于他个人的了，因为他已经将它熔铸在同时代人共有的心灵和情感里。
程光炜：《曾卓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6）。
6.黄翔的诗具有极为深阔的意境、恢宏的视野，当所有的人沉沦于宗教崇拜、暴力和流血的野蛮快感与末日的狂热之中的时候，黄翔是一个冷眼忧患、独居高台的呐喊者、歌哭者，他纵横上下、追索古今，放眼人类，表达了思想者高迈的情怀，标竖起一个光焰四射的启蒙思想者的形象——当然也是与鲁迅笔下的“狂人”相似的形象。在《火炬之歌》的题记中他写道，“我的诗是属于未来的，是属于未来的历史教科书的。”的确，黄翔的诗应视为一个时代为我们留下来的重要的理性与思想财富。他的诗言辞激烈，但思想却沉实、精确，充满历史感与人类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