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样板戏与生俱来的政治色彩，使它和意识形态之间呈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关系，致使无论怎样评说也难免有“是非之嫌”，纵观40年来的样板戏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从政治、道德角度出发否定样板戏，一种是从文学、艺术角度出发肯定样板戏。
例如，关于样板戏的思想艺术内涵。**后的权威看法，是把样板戏作为“文革”文学的代表作，着重批判它们观照生活阶级斗争极端化的眼光、人物形象塑造“高大全”反人性的内涵和“三突出”的艺术模式。另一种看法则着力强调其“民族传统美德”与“新的时代精神”相结合中爱国主义、民族气节等道德共同性的侧面，并进而肯定其为“红色经典”，是因为“作品的意识形态外壳和它的艺术内涵常常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关于样板戏的艺术成就。肯定者多半以戏曲行当研究者的专业眼光，从戏曲题材和艺术革新的角度，否定“三突出”而肯定其“三打破”（即“打破唱腔流派，打破唱腔行当，打破旧有格式”），从而高度评价样板戏在京剧发展史的地位。否定其成就者则往往从思想文化角度着眼，对这一方面忽略或避而不谈。
请查阅评论文献索引中的相关论文，就这种争鸣现象进行思考，你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样板戏在舞台上的重新回归的原因是什么？艺术与艺术的历史之间应当如何建构？
[1] 傅书华：《重在深层的清理与反思——论“十七年”文学中精神结构及质素与今天精神世界建构之关系》，载《文艺争鸣》，2006（6）。
[2] 周天：《论〈创业史〉的艺术构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3] 姚文元：《从阿Q到梁生宝——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载《上海文学》，1961（1）。
[4] 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载《文学评论》，1963（3）。
[5]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载《延河》，1963（8）。
[6] 李扬：《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7] 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载《中国青年》，1959（2）。
[8] 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载《文艺报》，1954（12）。
[9] 陈涌：《〈洼地上的“战役”〉的反革命本质》，载《中国青年》，1955（14）。
[10] 刘保昌：《在瞻望黄金世界中迷失现在——读解〈洼地上的“战役”〉兼及17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载《求是学刊》，2003（4）。
[11] 洪子诚：《个人“本质化”的过程》，载《诗探索》，1996（3）。
[12] 周志宏、周德芬：《“战士诗人”的创作悲剧》，载《上海文论》，1989（4）。
[13] 本文载《文学评论》，1999（6）。
[14] 洪子诚等：《中国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15] 毕光明：《被修改的仁爱精神：杨朔散文中的悯农意识——以〈荔枝蜜〉为例》，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1）。
[16] 刘若泉、刘锡庆：《评老舍的〈茶馆〉》，载《读书》，195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