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黑暗现实和当权政府的压迫面前，30年代的作家做出了不同的文学选择。散文创作领域，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团结在《巴尔底山》《涛声》《太白》《新语林》《蟋火》《芒种》《杂文（质文）》等杂志周围，以新的、生存的小品文为号召，仍然坚持“五四”十年“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传统，并高举起更鲜明的反抗的大旗，向统治者及其帮凶，举起了匕首和投枪，走向了一条“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叛逆的路，人称太白派；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一派作家，集结在《骆驼草》《论语》《文艺茶话》《人间世》《宇宙风》和《逸经》等刊物周围，以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为号召，他们慑于统治者的**威，退而苟全性命于乱世，走的是一条从叛逆到隐逸的路，人称论语派。……在形成对垒之势的太白派散文和论语派散文之外，30年代散文创作园地还悄然而坚实地生长着其他一些作家的创作。其中，围绕在《大公报·文艺》《水星》《文学季刊》等杂志周围，得到郑振铎、沈从文、巴金、靳以等作家赏识和提携的一批青年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丽尼、陆蠡、缪崇群等，是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一支。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称他们为水星派作家。水星派作家是一支既没有共同创作纲领、也没有同仁文学组织的创作队伍。他们是以创作较富艺术性的抒情散文和叙事散文见长且形成比较一致的创作特色的。……创作之初，以写作表现内心苦闷、寂寞、忧郁之感的抒情散文为主；以后，则慢慢地将眼光从一己的内心生活转向广袤的社会人生世相，以创作写人记事的叙事散文为主。而无论是抒情散文还是叙事散文的创作，水星派作家比起同时代其他散文作家来，都更着意于对散文艺术的孜孜以求。
王爱松：《论三十年代散文三派》，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2）。
4.中国报告文学的成熟和繁荣则在30年代，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30年代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需要具有很强新闻性和纪实性的文学样式作出迅速的反映。二是“左联”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三是外国报告文学理论和作品的翻译，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范式和推动力。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52～25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周立波认为，3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还在萌芽的时期”。对当时的报告文学创作，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批评：一是“缺乏关于显示事情的细密的研究和分析”，即没有锐利的眼光，对所报告的事物不能发表正确的世界观的批评意见，从而产生了“对事情的全面没有赋予明确的形象”的不良倾向；二是文学性不足，“不能用艺术的手法浮雕出来”；三是在选材上，对一些揭露旧社会黑暗，或是歌颂爱国英雄的事件有所忽视。这些批评比较符合当时的报告文学创作实际情况，对推动报告文学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50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6.报告文学是关于事实的报告，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可从文本中淡出。相反，它要求主体表现出鲜明的价值评判的倾向。报告文学是一种主体外化的文体；报告主要是指事实的报告，同时也应是研究分析思辨的报告。《包身工》的文体范型意义在这一点也得到了体现。夏衍在展示对象具体的生活境遇的同时，对包身工制度形成与维持的原因作了分析，并且基于大量残酷的事实，并不只作现象展览或客观的评说，而是亮出自我，充满**地论评事实。这种深得现象本质的议论，有效地增强作品批判控诉的逻辑力量。……由《包身工》昭示，夏衍不仅具有正直的知识分子那种善良、勇气和正义感，而且也有思想家鞭辟入里的深刻性。报告文学文体中的论评性文字，是主体人格与理性智慧外化的一种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