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我看来，这两句诗的悲剧性意义首先体现在环境的非历史性非正常性上。“黑夜”这一意象笼括了广阔而无定的时空，隐喻着一种不正常、不人道的年月与环境，这本身便是一种历史进程发展中的悲剧，“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正是这一悲剧性向前发展的结果，悲剧的承受者是“我”，因为在“黑夜”与“黑色的眼睛”（“黑夜”的派生意象）之间是由“我”来连接，而“我”则被动地成为这场灾难的承受者，“黑色的眼睛”实际是一种“异化”的具象形式，这已经深入到人与环境的不可调和的悲剧之中。但更为深刻的悲剧意味在于“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这里似乎“我”处于主动的地位，也无疑有着一种敢于向“黑夜”叛逆、寻找光明的精神，恪守，所使用的武器——“它”竟然是“黑夜”的派生物，这似乎预示了这种寻找势必又会陷入一种新的悲剧之中。这一悲剧性的循环揭示了人能够发现自我，人不能够实现自我这种二律背反，这几乎已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一个永恒的悲剧情节所在。
王干：《透明的红萝卜——我读顾城的〈黑眼睛〉》，载《读书》，1987（10）。
5.“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的这首写于1979年的小诗总共只有短短的两行，它以一组单纯的意象构成了对刚刚过去的“文革”岁月的隐喻。“黑夜”“光明”和我的“寻找”在这里的含义都是不言自明，明白地表达出了诗人心中强烈感受和意愿。
“朦胧诗”崛起一直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和反省力逐渐复苏，个人情感表达往往也是整个社会情感投射，应该怎样面对黑暗时代留给我们的创伤，怎样才能改变个人和民族命运，这是笼罩了所有诗人的疑问。向来被称作为“童话诗人”的顾城，尽管一直沉醉于他的梦幻般远离尘嚣的“生命幻想曲”中，却也开始探索时代的问题，这首《一代人》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回答。其实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代人“心灵史”的缩影：像顾城和其他“朦胧诗人”所代表的这一代，都是在“文革”中长大，心灵的成熟包括对苦难的承担，或者是在不断的受伤害中经历成长，然而苦难却给予了他们超越性的信念和理想，使他们时时透过时代的阴暗面寻找光明，时时企图在精神的向往与追寻中战胜苦难。
经过磨难的理想与信念导向个性的自觉，导向了一种坚强不屈的独立意志和反抗精神，这是《一代人》及“朦胧诗”整体上给人的印象，也是70年代末期文学中富有激进色彩的一面。面对黑夜毫不妥协，自觉承担起民族的命运，同时伴随着个人高涨的理想主义，可以说这便是北岛、顾城和他们这“一代人”对困难和整整一个行将过去的黑暗时代的回答。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01～20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6.与同时期的其他著名诗人相比，顾城显得与众不同。他不像北岛那样冷峻、深沉，具有反叛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英雄人格，也不像舒婷那般人道、自尊，充满浪漫情调与奉献精神，他显得纤弱、机智、纯净，在众多的朦胧诗派诗人当中，他以童真的孩子形象确立了自己诗歌的和人格的独特性。在他刚出名不久的1980年，舒婷就把一首《童话诗人》赠给他：“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兰的花/”舒婷不愧为顾城的知音，“童话诗人”是一个最恰当的称号。虽然他的成名作《一代人》被读出了政治含义，他的《远与近》被读出了哲学含义并被人们作出了多种解释，但这都不是他真正的代表作品。从他留下的大量诗作中，可以看到一种贯穿首尾的风格。从早期的天然明丽、率真热情，中期的高度凝练、流畅以及神秘莫解，到后期的孩童心绪、稚儿语言、淡泊心境，都有着深深的“童话”印记。这种童话的印记不仅因把顾城和其他诗人明显地区别开来而显示出独特性，更因顾城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的地位而显示出唯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