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方式一直是于坚所重视的。他反对升华式的、慷慨激昂的、乌托邦的、玄学的方式，而注重日常的、生活化的、细节的、人性的说话方式。在怎么说的探索上，《0档案》走到了极致。全诗成功地模仿了档案这一文体和语式，并完成了对一个人的历史状况的书写。在对档案的模仿当中，档案的真相昭然若揭。它那僵化、冷漠、无处不在、极富侵略性、抹杀人性的活力、对个人的压抑、对思想的监视和取消，等等，经过于坚的仿写，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这又是一个人们习焉不察的领域。档案，我们这块大地上的奇异文本，每个人一出生就与它有关，但它的书写完全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你的一切，暗中都被记录在案。它的书写是公共性的，雷同的，用词也是程式化的，但它却可以入侵你的每一个心灵的角落，始终把你纳入一种共同的规范里；它是所有文献当中与你关系最密切的，或者说，它就是一份由公共领域给出的你的个人说明书，但你却对它毫无所知，它隐藏在一个你自己无法到达的领域。人就这样被一分为二，明处的你在世界中活着，暗处的你在档案中活着；明处的你是档案书写的主体，暗处的你负责书写，并且监视。更多的时候，书写和被书写者是分离的，甚至是矛盾的，但是，最终代表你这个人的“权威”之本，不是生活中的你，而是书写中的你；生活中的你必须屈服于书写中的你。这时，档案这一文体的力量就呈现出来了。它不容置疑，讳莫如深，最终所达到的目的是，把人格式化、规范化，取消你作为个体存在的任何独特性和自由色彩。这是天天都在发生的日常事实，也是存在的常识之一种，然而，由于它的司空见惯，人们渐渐地承认了它的合理性，并努力地与之相协调。存在的耻辱成了人们生活中必要的代价。《0档案》的出现，重新提醒人们注意某种格式化生存的危险性，通过它的反面呈现，来探查存在中业已失去的尊严与光辉。档案最大限度地显示出了把一个人格式化和奴化的力量，它代表公共话语对人的制约和伤害，它的无限扩展侵吞的是个人的空间，使人的一切方面都置身于公共话语的审视之下。
我感到震惊，一贯以抒情著称的诗歌可以如此深入地切进存在的内部，把集约化的社会控制表达得这么彻底，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确是首创。我想，在这里，诗与非诗的界限已经不重要，因为于坚为写作设定了更为重要的难度存在。诗与当下的存在有关，诗与中国的日常生活有关，于坚证明了这一点。于坚说自己是后退的诗人，其实他在退的同时，也在存在与事物的内部挺进。
谢有顺：《回到事物与存在的现场——于坚的诗与诗学》，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4）。
3.《中文系》是特定环境里的特定产物，写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生在成长过程里的困惑、苦闷、焦虑与挣扎。有点像丁玲上世纪30年代写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文系》也是写处在青春期的大学生“灵与肉”的挣扎，几乎也是用“自传体”的形式喊出了“灵魂的绝叫”，只不过它更多是针对我国现存教育体制以及封建思想流毒的。可喜的是，它并没有彻底的绝望，而且也并非青春的血泪书、忏悔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