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这部小说的原名是《报应》，后来改成《活动变人形》，这两个名字都泄露了王蒙假托文化历史而追求的当代意义。关于什么是报应，报应是什么，我想应该引进“活动变人形”的概念加以参照。活动变人形是个日本玩具，“它像一本书，全是画，头、上身、下身三部分，都可以独立翻动，这样排列组合，可以组成无数个不同的人形图案”。然而在另一处，作家通过小说里一个人物之口说：每个人都由三部分组成的：他的心灵，他的欲望和愿望，他的幻想、理想、追求、希望，这些是他的头；他的知识，他的本领，他的资本，他的成就，他的行为、行动、做人行事，这些都是他的身；他的环境，他的地位，他站在什么样的一块地面上，这些是他的腿。这三者如能和谐、能大致调和、或者能彼此相容，那人就能活着……“活动变人形”就是三者不和谐、不调和、甚至不相容的象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整整一百年里始终挣扎在这三者分离的痛苦之中……这部小说不但揭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可怕，也反省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激进传统与后来的乌托邦之所以流行中国的精神联系。一面两刃，我以为即使在今天弥漫京华的国学热以及对“五四”知识分子传统的反省的，也不曾有几人能达到小说家王蒙在1986年思考这个问题的深度。
陈思和：《关于乌托邦语言的一点随想》，载《文艺争鸣》，1994（2）。
3.《活动变人形》是王蒙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小说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剖析仍然紧紧围绕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展开。主人公倪吾诚蹉跎一生、一事无成的遭遇，就在于他始终生活在幻想里，而对现实却始终格格不入，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正确的定位。他留学欧美，对西方文明充满向往，对传统陋习厌恶之极。然而他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只是皮毛。他热爱科学，但也仅仅局限于为孩子买鱼肝油和寒暑表，嘱咐孩子刷牙洗澡上。他生活在“应该”里，但却没有行动的能力。他甚至不能改变自己同三个女人的关系。四十多岁的他还认为自己的百分之九十五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七十多岁了仍认为自己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倪吾诚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相当有代表性地表现出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在西方文明与传统文明夹缝中的处境，表现出那些沉湎于幻想而行动无能的知识分子人生，从而对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的空幻性给予必要的反讽。
郭宝亮：《论王蒙的文化心态及其传统认同》，载《文学评论》，20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