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古船》在当代文学创作上的重要意义在于，象为数不多的显示着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作品一样，它让“人”回到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让人的灵魂占据了文学的主位；不但人不再是阶级意识的符号，政治经济观念的注脚，而且人的历史也不再是平行同步，于政治经济发展史的被动的活动史。“人”开始与历史争辩，与时代争辩，要求在本体意义上得到更深邃的相对独立的理解。换句话说，它着力于表现“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语），而不是像不少作品归向“社会本质化”的显现。它是心灵化、内向化，布满了灵与肉的巨大冲突的。这里绝不缺少对抗和撞击，但人不是思想的符号，人与人的对立并不直接诉诸价值观和社会观的冲突，而是转化为人性的深度，转化为灵魂内部的鼎沸熬煎。这样的表现中的再现式的作品，无疑具有审美意识上的突出创新意义。
雷达：《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载《当代》，1987（5）。
5.《古船》的不同凡响之处，集中表现在其现在时的叙事层面上，即主要通过抱朴和见素的不同价值和伦理追求、不同个性行为方式的凸现和强化，来实现作家独特的人道主义的题旨追求。作家分别赋予抱朴、见素兄弟以隋家的两种基因：“还账”和“算账”。在抱朴的意识深处，父亲生前“还账”未清，要由他来父债子还，所以始终背着隋家“欠债”与人的沉重的十字架；而见素则是沉浸于“算账”的躁动和**之中，“他有时想着父亲——也许两辈人算的是一笔账，父亲没有算完，儿子再接上”。因此，一个终日坐在“沉默的老磨屋”中的老木凳上，成为一个背对着外部喧嚣世界的沉默的“雕像”；一个面对充满机会和活力的现实却苦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为“怎么办”而茫然而“阳狂”。这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前者象征着一种“内圣”式的自我敛悟之力，它要实现的是一种内向性价值，即自觉的道德内省和人格的自我完善，以及带有原罪意味的自我受洗；后者象征着一种“外王”式的自我扩张之力，它要实现的是一种外向性价值，即事功伟业的理想和追求，以及现实功利欲、物欲和强力意志的膨胀。这种矛盾的价值取向，使得同在生活底层经受磨难且相濡以沫的兄弟二人，彼此却难以理解，甚至时常发生冲突。作家所理解和追求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对象化在抱朴性格中的。可以这样概括：《古船》的人道主义理想，其实是一种泛悲悯主义；其人道主义理想的目标，即消除人类的“苦难”；其目标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就是张扬一种道德自觉和道德自我完善的“内圣”原则，就是要自外其身于私欲的**，遏止和泯除“争夺”欲望和“外王”的事功欲念，并寄希望于具有朴素的外在表现和淳厚的内心质地的少私寡欲的“道德人”的出现。这一人道主义主题的光辉，是《古船》好评如潮的原因，也是其根本价值所在，但恰恰在这里，其人道主义理想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也充分暴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