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她充分地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和积极性，因而同时也肯定了人为实现这些欲望所作的努力和追求。在池莉笔下，虽然像印加厚夫妇这样的小人物的欲望，不过是一些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欲望，关于住房、工资、老婆、孩子之类，与“超人”对于权力的征服欲和对于财富的占有欲绝无关系。但是，正是这些日常的琐碎的然而却表达了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欲望，在证实着人作为有生命的欲望的生活在花朵的活泼生机和丰富多彩。从这个意义上说，池莉的确是将“生活”这个被人们“抽象”过千百次的字眼，“还原”成它本来的形式，让它本身显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其二，是她在肯定人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的生存欲望的同时，也充分地注意到了人的受动性对于显示人的生存意义的价值和作用。在《烦恼人生》等作品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池莉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对于各自的生存环境所表现出来的亲和倾向。在这一点上，池莉显然无意于净化生活或曰把生活理想化，而是让生活以它的本来的形相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从生活的矛盾和漩涡中体味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这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忍气吞声和逆来顺受……池莉把这种生活态度称作“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认为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正说明它具有一种积极的人生意味和内涵。
于可训：《池莉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5）。
5.当下的社会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殊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物质技术的张扬，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解构，世俗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理性让位给了感觉，精神让位给了欲望。快乐原则成为文学世界的主导标杆。
从创作者来说，他们奉行“读者就是上帝”的准则，他们以此为借口给自己寻找市场，并以市场效应衡量自己的创作价值。这些创作者根本忽略自身的“主体性”和艺术创作的神圣性，责任、道义、精神的东西都远其而去，只要读者喜欢我就挖空心思去写，喜欢什么我就写什么。
从读者方面来看，在当今世俗化风气弥漫的空气里，相当一部分读者趋从于世俗的享乐原则，对文学只求瞬间的快感、开心。
这方面的合谋合拍却成为一种似乎势不可挡的时尚潮流，“精神”之类的东西无奈被边缘化。例如被批评界批评为“媚俗”的池莉创作现象，既是典型一例，其虽精神匮乏，却市场走红。池莉所写小说，大多是对世俗的日常生活和情状的描摹、展览，在其作品中几乎看不到任何高于生活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给予读者的也就是一个旁观者对世俗世相琐碎无奈的捡拾和观赏。它们最多也就向读者唠叨了一些生活周围的家长里短、矛盾纠葛、情仇恩怨，缺乏对现实和历史存在的深度拷问，缺乏诗意的艺术理想和精神追寻。
侯文宜：《当代文学观念与批评论》，69～7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