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无可怀疑，地主与贫苦农民的矛盾是土改时期乡村的主要矛盾。但主要不等于唯一，否则就不成其为生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力图使小说中的生活内容，像实际生活那样丰富和开阔。她用以观察社会历史过程的眼光，决不狭窄。小说既以农民与地主钱文贵的矛盾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同时围绕这一主要矛盾，安置了多种性质的矛盾冲突，在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地表现了生活固有的复杂性，容纳了错综交织的矛盾斗争。这里所说的“复杂”、“错综交织”的具体含义，从作品的实际看，大致包括这样两个方面，即同一阶级、同一营垒的人们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不同阶级、营垒之间，表现为相互的渗透。
丁玲笔下的暖水屯的阶级关系，不是根据某种“标准式样”设置的。像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生活本身那样，这里的地主之间，有着剥削方式、实际政治表现的差别和相互间的明争暗斗，地主与富裕中农间有着利害的冲突和政治态度的歧异，贫雇农有觉悟程度、觉悟迟早的不同，工作组与村干部之间、村干部相互间有着矛盾纠葛，甚至彼此间的对立……实际过程永远比它的理论形式丰富和多样。理论工作通过对对象的科学地抽象，达到对本质和规律的揭示，文学，要达到本质，却不能抛开丰富的感性形式，不能借口“选择”“提炼”，而对生活本身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掉头不顾。
在小说中，不但属于各个阶级的人们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而且阶级、营垒之间也非绝无关联。暖水屯的村干部中有治安员张正典这样的败类，被地主钱文贵收买利用，地主钱文安家也有黑妮这样心地纯洁、光明的少女。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表现，符合生活本身的辩证法，符合生活的逻辑。正是在这种真实反映出阶级关系的基础上，作者写出了农民推倒压在他们头上的地主势力的曲折过程，写出了人们确定主要斗争对象的回环往复的认识过程，写出了他们为从实际出发执行政策而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斗争的过程。这种对阶级关系的反映和对运动过程的描写，使小说较之那种图解政策的作品，当然具有更充分的现实性和典型意义。
赵园：《也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见《丁玲作品评论集》，244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泛读作品
周立波：《暴风骤雨》
徐訏：《风萧萧》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评论文献索引
超冰.文学潮流的历史大汇合与新开拓——四十年代国统区与解放区小说的同与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1）.
王卫平.四十年代讽刺小说的叙述方式.文学评论，1989（5）.
刘增杰.四峰并立：论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2）.
郭志刚.论三四十年代的抗战小说.文学评论，1995（4）.
钱理群.新小说的诞生.文艺理论研究，1997（1）.
范智红.平凡生活的复现及其叙事功能——四十年代小说艺术论之一.文学评论，1997（2）.
钱理群.文体与风格的多种实验——四十年代小说研读札记.文学评论，1997（3）.
孔庆东.雅俗互动的宁馨儿——四十年代小说的新面貌.文学评论.1997（4）.
王利利.解放区小说的审美特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4）.
刘增杰.从左翼文艺到工农兵文艺——对进入解放区文艺家的历史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5）.
钱理群.笑是怎样产生的——张天翼《华威先生》解读.钱理群：名作重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拓展练习
1.作为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革命、带来一定高度真实性的、史诗似的作品”（冯雪峰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曾受到众多好评，并于1952年摘得了社会主义阵营最高文学奖项——斯大林文学奖。但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这部作品却遭到不少严厉批评，如竹可羽就认为“作为一部描写中国土地改革的小说，它没有写出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没有写出一个比较成功的新的农民形象，没有写出土改斗争中的党的领导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致命的缺点。而作者所给予明显的同情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地主家庭的美丽的少女，一个是在土改斗争中惶惶不安的富裕中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而特别是作为一部描写中国土改斗争的小说，在实际上已成为一部描写农民的落后、动摇和叛变为主的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最大的失败。”[1]然而，自80年代以来，这部作品又因其对阶级关系复杂性的揭示以及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得到较高评价。结合评论摘要5，探析在这些大相径庭的评论背后所潜隐的文学价值观念的变迁。
2.蒋星煜在《论华威先生》一文中认为，“华威先生是中国国民精神病状的凝结和综合”，和阿Q“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讽刺手法和对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上，张天翼与鲁迅确有不少相近之处。然而，从总体来看，与《阿Q正传》相比，《华威先生》的形象塑造终显单薄，在批判力度与思想深度方面也远逊前者，但此文却在国统区引发了“暴露与讽刺”的激烈争论。结合评论摘要4，对这一争论的发生原因做一分析。
3.刘西渭在评论叶紫小说时，将其喻为“黑白分明的铅画，不是光影匀净的油画”。事实上，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40年代抗战文学以及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学”之中。作品中不仅人物关系黑白分明、不可调和，而且人物自身的感情以及作家的审美感情与价值判断也都处于爱憎分明的两个极端。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塑造、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与两军对垒的战争思维、斗争哲学有着密切关联。试结合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分析战争思维在文学的中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