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506～51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这篇短篇几乎无情节，只有华威匆匆忙忙钻进各种抗战会场进行表演的几个片断，像是一个人物“小品”。华威的忙，与解决任何实际的抗日问题都无关，他要的只是一切会议、团体统统由他占领，只是要到处兜售“一个领导中心”，把一个党派的狭隘利益与个人私利充分地混合。这样，在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形成的历史时期，张天翼最早透过光明，看清了潜伏的危机，揭发出内部存在的争夺领导权的严酷性。这一切，被以后的历史确凿地证明了，华威这个人物形象，也因其包含着的历史预见性，而熠熠发光。此外，华威的个性极强，那种攫取行为，使得这个典型特别隽永。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49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作者笔下的华威先生，是几笔勾勒出来的漫画性人物，虽不耐人寻味，但其讽刺性高，可让人一目了然，这在“宣传”方面的功效确实是很大，但在人物性格的雕刻上，却是平面的，不具体也不深刻。他这种缺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也说过——
“他那简洁的文体，虽然可以给予短篇足够的力量，如果用来支持两三百页篇幅的长篇，他那种利用几种重现在主角身上的特性来勾画人物的手法，在一个长篇小说内部，便显得沉闷不堪，因为这样的写法，阻碍了心理上的发展。”
尹雪曼：《抗战时期的现代小说》，97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
4.1938年4月，张天翼在《文艺阵地》创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塑造了一个只做“救亡要人”，不做救亡工作，包而不办的“抗战官”形象，把暴露与讽刺的锋芒指向了抗战阵营内部的黑暗面。这与当时清一色的以歌颂与赞美抗战“英雄人物”的理论和创作格调发生了抵牾，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暴露与讽刺”问题的争论展开了。“暴露与讽刺”在中国新文学三十年的第一二个十年的理论与创作中是不存在“禁区”的。其时的文学观念为“改造国民性”、“为大众服务”，现实主义者大都以揭露与批判为己任，并形成了艺术个性各异但总体风格相近的暴露与讽刺的作家群与作品系列，“暴露与讽刺”一直是现实主义者手中的锋利武器。但是，这一绵延不绝的文学潮流却在抗战文学勃兴之时受到了阻截，这有其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最初，论争囿于政治层面上的评析，一些理论家认为“华威”形象的塑造有损于抗战阵线的形象，会剥蚀抗战必胜的信念。……这显然是将文学等同于政治，否定文学具有反映生活的特性，片面夸大文学实用性的工具论观点。后来，论争逐渐转入文学理论层面，探讨如何塑造新时代的真正的典型人物，以及如何统一现实主义创作中的真实性与倾向性问题。茅盾在《论加强批评工作》一文中，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作了深刻的剖露。他指出，抗战的现实是光明与黑暗相交错的，“一方面有血淋淋的英勇斗争，同时另一方面又有荒**无耻，自私卑劣”，人民大众“身受那些荒**无耻，自私卑劣的**”。因此，揭露和消灭这些黑暗势力对于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和争取战争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这场关于“暴露与讽刺”问题的讨论，纠正了抗战初期小说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脸谱化和肤浅化偏向，对人物的典型化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化了现实主义小说理论。许多作家勇敢地拿起笔，揭露并抨击抗战黑幕及国统区的种种腐败现象，塑造了很多成功的反面人物典型。
谢昭新：《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414～417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