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曾说，“界限，是一个很可爱的名词，由此我们才能感到自由的意义”。《十四行集》采用变体十四行，韵律严明，挥洒自如，像风旗捕获了秋天。重大的主题并无局促之感，只有格律能给我们自由，《十四行集》再次证实了歌德的艺术训言。
张同道：《生命的风旗——论冯至〈十四行集〉》，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4）。
4.这是《十四行集》的最后一首，沉思仍然是它的风度。只是在这首诗里，冯至的沉思由人生的哲理转向了诗的艺术的辩证法，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首关于诗的诗。
论诗之诗，古今中外皆不乏其例。最著名的，在中国有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和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在西方则有布瓦洛的《诗的艺术》和沃莱斯·斯蒂文斯的《看黑鸟的十三种方式》等。坦率地说，写作这类诗是不易见功的——我们读到的大多数论诗诗，往往了无诗味，类同押韵的论文，而又缺乏卓别的艺术见解。但冯至的这首论诗之作却获得了双重的成功：它在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诗学原理的同时，又使自身保持了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这种魅力首先来自其清新别致的意象和颇富张力的语境。出现在这首诗中的是迥然不同的两类意象：一类是“泛滥无形的水”、“远方的光，远方的黑夜”和“奔向远方的心意”等“把不住的事件”，另一类则是椭圆的水瓶和飘扬的风旗等具有凝定和规范功能的事物。这些意象在传统的中国诗中是很少见的，至少也不是这样处理的，因此它们顿时令人耳目一新。但更有意味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显然，前者的自由不羁、难以把握和后者的凝定性、规范性适成对照。这样一来，在这两类语象之间便呈现出对立的态势，诗的语境也因此而处于紧张的情态之中。这种对立的语象和富于张力的语境有一种扣人心弦的吸引力，它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紧盯着诗句的运动，想看个究竟。这样，我们也就于不自觉中分享了诗的张力的形成、发展及其消除的过程。直到最后一行，紧张消除了，矛盾的双方达成了统一。这时刚松下神来的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诗人如此精心地描述“水瓶”“风旗”与那些“把不住的事件”之间由对立到统一的矛盾运动，旨在揭示一个诗歌艺术的辩证法。这个发现真令人又惊又喜。
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导读》（1937—1949），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王贵与李香香》的出现成为中国新诗时代转型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它所表现的内容，强化了三十年代以来关于革命诗歌的倡导，而且改变原先的空泛抽象而拥有了充实的人物、事件和思想。它关于人民翻身的“史诗”式的记载，实现了关于文艺通过自己的方式装填进去丰富的艰苦获得和胜利欢欣情结要求。它改变了诗的单纯抒情性，也改变了诗的情绪化和抽象性，它使诗成为较纯粹的故事的叙说，成为革命道理的说明和证实，它们浓厚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应合了行政的召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