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体说来，抗战及40年代的新诗随着时代而发展，在国统区以及坚守在沦陷区中的个别孤岛和据点（如燕京大学诗人群）先后出现了这样几个比较重要的诗歌创作趋向：一是表现民族战争意志的抗战诗歌，它最先发生而贯穿于抗战的全过程，几乎所有诗人都参与抗战诗歌的写作，包括一些少数民族诗人，但因此它也就是一种普遍的创作动向而无所谓独立的抗战诗歌流派。二是相对独立的左翼诗潮，它综合了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双重要求，但更富于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艺术的开放性，程度不同地吸取了现代主义的因素，比较成功地克服了抗战前左翼诗歌在政治和艺术上的左倾幼稚病。三是富有新感觉气息的新古典主义诗潮。四是注重新综合思维的现代主义诗潮“新生代”。这后两股诗潮都以学院诗人为主体，表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命情怀与人文情怀，同时它们也在时代思潮推动下，或显著加强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或着意于新诗与古典诗学传统的接续，所以它们都明显不同于抗战前现代主义纯诗潮的封闭自足以及其“摩登主义”的做派，显著地推进了中国现代诗的发展。从诗歌类型上看，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在本时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真正在新文坛上站稳了脚跟，而作为其代表的艾青和冯至两大家的诗作，更标志着新诗已告别了浪漫浮躁的青春期而臻于较为成熟的境界。此外，与抗战前相比有更多的新诗人趋向于长诗——叙事长诗和抒情长期诗——的写作，但水平参差不齐；讽刺诗的写作在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颇为流行，这是当时普遍流行的讽刺暴露文学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讽刺诗派和诗潮；诗剧也不乏尝试者，但成就甚微。
解志熙：《摩登与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证分析》，8～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冯至《十四行集》不是哲理诗，而是对生命存在的体验与思考。它所专注的不是哲理的阐释，而是心灵的感受；不是玄学的思辨，而是生命的感性思考。同时，《十四行集》杰出的艺术表达拓展了现代汉语的美学空间，从思维方式和美学原则上创造了新的范式。
《十四行集》重在一个“感”字，以心灵烛照万物，倾听事物内部的声息，作出独特的思考。诗中固然关涉了有形与无形、生与死等问题，但支点却是感性体验，并且这体悟源于最普通、最平常的生活，只是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冯至耐心地观察并思考，升华到哲学境界。《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是最常见的生活场景，冯至悟到多少身边的事物需要重新发现。《几只初生的小狗》更是琐屑小事，冯至却想到这次无法记忆的晒太阳会让它们在将来的深夜里吠出光明。朱自清称之“具有敏锐的手眼”。哲理在冯至诗中宛如春天树上的叶子，天然地一体。
也许，称卞之琳的诗为哲理诗更为民主。《断章》《白螺壳》和《圆宝盒》等，都是智力结构的杰作。他的作品支点在于思，在主客体之间构筑诗的迷合，而冯至的诗在于感，以感暗示思。如卞的《白螺壳》与冯的“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都关涉到还原问题，卞之琳从静物——白螺壳开始，生出系列联想，承袭了古典咏物诗的思维定式，理性特征突出。而冯至从雨夜引发存在状态的思考，维持了浓烈的感性特征。
《十四行集》的美学特征呈现为节制与放纵，即优雅的姿势和饱满的表达之间的和谐，指示了现代汉语诗成熟的信息。朱自清称它为中年的新诗，大约就是这层含意。《十四行集》洗涤了浮躁、夸张及病态情调——如20年代的张狂或30年代的无病呻咽，以健康的诗意识和细腻而深邃的感思营造艺术殿堂，宛如秋日的果子，饱满、丰盈，却没有把枝干压得东倒西歪，保持一种雍容的风度。严格的艺术自律精神守护着他，像一位强力的雕塑大师，无情的刀不宽容一块多余的石料，哪怕它的质地多么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