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的文学“寻根”运动既然是新文学作家与农民的广泛而深入的“对话”，不可避免也接受了农民思想意识的影响。由于当时指导思想是强调作家到农民中去接受改造，往往就对农民思想意识中的狭隘、保守、消极的成分缺乏自觉的抵制，在接受农民以及农民身上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情操与审美意趣的同时，也接受了某些传统文化道德中的封建性因素以及农民的小生产意识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自然也反映到文学观念与审美追求上。如过分强调“生活是怎样，文学就怎样”，把文学真实等同于生活真实，以及由之产生的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过分强调文学的“实用”效果，由之产生的“写中心、演中心，为中心服务”的创作倾向，等等，都是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也曾经有些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正面提出了用现代科学、民主意识改造小生产者意识的问题（例如丁玲的《在医院中》），却遭到不实事求是的批评，这就使得农民小生产意识对解放区文学的影响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解放区文学“寻根”在与现代意识结合上存在某些不足，对新文学发展特别是现实主义发展造成了新的束缚。联系解放区文学“寻根”的成就与缺陷，再返观《讲话》，也许可以有更客观的清醒的分析：无论是解放区文学的成就与缺陷，进展与局限，又都与《讲话》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直接有关。
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166～16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大后方的“民族形式”问题之争，源于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引发的分歧，“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究竟何在，其实是文艺运动方向何在的问题。这场影响深远的论争，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价值。在事先把创造文学的“民族形式”当作必需目标的前提下，论争者围绕着如何创造“民族形式”展开讨论的事实，意味着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已经内化为论争者的理论自觉，成了文学话语的无意识禁区。在此范围之内，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又进一步遮蔽了论争的思想空间，衍生出了寻找并确立排他性的、创造“民族形式”的唯一正确道路的意识形态冲动，左右了“中心源泉”之争。复次，论争者始终未能突破向林冰“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的公式，发现向氏以中国文化本位论立场来割裂唯物主义普适性原则的错误，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文化本位论立场，已经同时硬化为论争者的意识形态教条，限定了他们的思考能力，并随着论争进入思想史，限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话语空间。今天看来，上述这些在论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显然比论争本身更值得反思。
段从学：《“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与话语形态论析》，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5）。
泛读作品
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
评论文献索引
黄修己.四十年代文艺研究散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4）.
朱德发.关于抗战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4）.
蒋星煜.孤岛文学论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1）.
黄万华.沦陷区文学鸟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1）.
刘增杰.一个被遮蔽的文学世界——解放区另类作品考察.2003（6）.
黄万华.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及其研究.文学评论，2004（4）.
李新宇.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学术月刊，1999（10）.
袁盛勇.民族—现代性：“民族形式”论争中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呈现.文艺理论研究，2005（4）.
刘增杰.从左翼文艺到工农兵文艺——对进入解放区左翼文艺家的历史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5）.
石凤珍.“左翼”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文学评论，2007（3）.
拓展练习
1.长期以来，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解放区和国统区两大区域，而沦陷区文学则被整体指认为媚俗文学、投降文学乃至汉奸文学，往往被排斥、忽略。然而，近年来沦陷区文学却备受学界关注，并受到较多正面肯定，张爱玲、苏青、梅娘、徐訏、无名氏、吴兴华等一批作家不仅逐渐浮出地表，甚至成为文学史叙述不可或缺的角色。结合评论摘要4、5及相关文献，思考作为抗战文学三足之一沦陷区文学何以被长期遮蔽，而近半个世纪后的重见天日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
2.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著名论题——“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度成为叙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以此为理论基点，文学史通常将1937年中日民族战争的全面爆发视作为救亡最终压倒启蒙的动因与标志，认为空前的民族危机将工农大众推向了历史前台，并取代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五四”以来，以“自由”“民主”为内核的启蒙进程则被强行中断，直至“**”后才再度重启。但事实上，抗战文学以及抗战后文学非但不是启蒙的最终消亡，相反是“五四”启蒙传统得以拓展和深化的时期，国统区文学以及沦陷区文学仍与五四文学传统保持着或显或隐的血脉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与30年代左翼文学有着某种承传关系的延安文学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某种位移，但也并非完全的断裂和扬弃，而是进行了复杂的加工改造。沿此思路，请结合评论摘要7以及李新宇的《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对立足于个体的启蒙意识、立足于民族的救亡意识、立足于阶级的翻身意识在40年代文学中的勾连互动做一梳理。
3.30年代的左翼文学往往被视作40年代延安文学乃至新中国成立“十七年”的文学的主要精神资源。但作为左翼权威理论家的胡风在40年代后期却频频遭到延安方面的批判，并在50年代与其同人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悲剧的发生，我们可以从胡风“主观战争精神”与“延安讲话精神”的差异中寻找到原因。而这一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统区左翼与解放区左翼在文学观念上的分歧。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学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左翼内部的“差异”最终被视为“异质”而受到批判。结合评论摘要7、8，对胡风《现实主义的路》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差异做出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