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0年代解放区文学在主流权力话语的强制规范下，尤其延安文艺整风后不少作家心惊胆战地压抑或藏匿了主体化的情感意识与个性化的审美追求，以人格的政治化与思维的一体化推进模式化的写作，在文学大众化或民族化、现代化或世界化的道路上树起一座“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作风、新的文化”的里程碑；然而若是以“两化”（现代化与民族化）视角重新审视这座里程碑便会发现它上面已粉饰并涂盖了解放区文学的潜在危机，即以“人民”（即工农兵）为本位的“人的文学”向以“救世主”为本位的“神的文学”转化，出现了以传统的民族意识取代现代人学意识的趋向。……而这种“神化”文学是与以现代文学意识、审美意识为精神支柱的世界化与民族化互融互补的“人的文学”相悖反的。越是到了40年代后期，文学表现以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为中心主题的方向中越是现代知识分子作家对“救亡”与“建国”重大课题的独立思考，统帅一切、指挥一切、缔造一切的“救世主”意识在革命文学的主题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相比之下，40年代国统区甚至上海“孤岛”的文学在“两化”互动规律制导下，不管理论上的探索或创作上的实践都要松散得多、开放得多，既没有权力机构的强制性举措迫使作家就范，又没有权威性的理论话语规约或控制其创作方向，可以放开手脚对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进行多样性的追求。所以国统区文学并没有因为抗战爆发而中断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已形成的世界化和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反倒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从文化到文学出现了大碰撞大融会大整合的繁荣景象，将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美学层次。
朱德发：《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264～265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8.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考察《讲话》对于新文学现实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就不会轻率地把《讲话》的意义缩小为“策略性”或单纯“政治性”的范围。《讲话》实际上是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这次运动的矛头所向，是“洋八股”与“党八股”，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五四”所倡导过的科学、民主的精神，使新文学作家从文学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20年代末以来，新文学现实主义就一直在艰难地选择既不受教条主义以及其他左的思潮束缚、又能充分适应与满足革命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讲话》为此指出新的方向。对于新文学现实主义来说，《讲话》指引下的解放区文艺创作确实已经显示出一种“质变”。这种“质变”表现为：“五四”以来长期处于狭小读者范围的新文学终于开始了与广大中国农民的历史性的“对话”，无论是中国农民还是新文学（包括现实主义作家）都各自从对方吸收了思想与文学的新的因子，从而引起自身部分的质变。农民从新文学中得到现代文明、民主、科学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新的审美趣味的启蒙和影响，促成了他们新的觉醒；农民的觉醒带来了解放区群众性文艺创作的热潮，以及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艺的复兴；而民族传统与民间传统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与影响着新文学的发展。正因为此，我们可以从“寻根”的意义上去理解处在我国民族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北方文化中心的解放区的作家，与生活在这块“黄土地”上的农民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