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想探讨的其实就是这个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如上所述，后期延安文学是在文艺整风的语境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学形态，它的实践形态及其后所产生的文本内在地决定于它所依附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这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话语。因而，探讨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首先应该明了延安文学观念的性质。而从文学观念的发展嬗变来说，延安文学的历史无疑呈现了它的复杂性，这主要体现在它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形态的形成均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动态过程。我认为，在延安文学观念的演变过程中。民族主义是一个贯穿其发展始终的重要因素，但它在前期更多地倾向于一种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较为普泛的民族主义，这在延安文化界倡导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一种较为开放的以民族—现代性为内涵的现代性形式。但发展至后期，民族主义由于阶级论观念的切入而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嬗变为阶级—民族主义，延安文学观念随之走向了“党的文学”阶段，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也就由“民族形式”论争时期的民族—现代性转换为阶级—民族—现代性，进而言之为党的—民族—现代性。这个“党的文学”在我看来乃正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延安文学因之不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而且真正成为一种党派文学或党的文学。党的文学不仅凸现为一种文学观念，而且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文学样态。人们以往总是依凭《讲话》中的字面含义把后期延安文学的发展方向称之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并因之把延安文学称之为“工农兵文学”，倘若单从题材着眼，这种命名或许还有几分真实性，但从其意识形态本性看，则此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延安文学之本真的，是不确切的。因为延安文学的本质是由文艺服从政治这一根本原则所决定，再后来“政治”实际转化为党的政策和个别领袖人物的指示，在此种状况下，工农兵怎能会有自己的话语呢?怎能会有自己的文学呢?关于这点，只要我们真正深入理解了整风期间所发生的文学事件、延安文学形成的历史及其意义形态化品格，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
袁盛勇：《重新理解延安文学》，见《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97～398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