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相对于政治中心话语而言，乡土文学往往取边缘性姿态；相对于男权传统而言，女性文学更被长期放逐于边缘地带；而自“五四”新文学以来，通俗文学一直被视为游离于新文学以外的文学形态。在“日据”时期都出于历史“意料”各有所兴盛，构成了日占区文学的基本格局。这无疑揭示了日占区文学史中存在着中心——边缘这样一种基本框架，在日占区，由国家、民族关系决定的主宰和被主宰的中心——边缘结构，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置于被殖民的边缘状态，不断加深着人们遭主宰、受胁迫、被殖民等边缘体验。正是这种边缘结构、边缘状态、边缘体验的同一指向使乡土文学、通俗文学、女性文学等都成为日占区中国作家的创作和生存方式。
黄万华：《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总汇·前言》，见《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总汇》，3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6.延安文学是一种历史性存在物，是一种经历了较大自我嬗变的文学形态，以1942年夏季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为界，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期。1949年7月，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表明，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方向最终被规定为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的新方向，延安文学也终于由党的文学或党派文学转换为一种新的民族—国家型文学。显然，这里的延安文学并非是指前期延安文学，而是指文艺整风后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后期延安文学。在当代文学的一元化过程中，成为其直接理论来源和文学资源的乃是后期延安文学，这在50年代经历对丁玲、萧军等人的“再批判”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