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七月派的崛起到这个群体的扩大，以及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日趋成熟，实际已经完成了一个新的文化语境的建设。全民族的救亡运动起来了，以农民为主的战争文化统摄文学，要求文学坚持民族化、大众化本无可非议。可是，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并不是由此就抛弃了，世界进步文学也并不因此而割断了联系。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文化语境的形成，一个群体的崛起，恰恰表现为对后者的积极捍卫。胡风的主观（体验）现实主义的理论成为七月派的思想核心，大体从三个层面确立了理论立脚点。第一，以主体、体验的现实主义激活客观、再现、反映的现实主义，反对机械的、教条的庸俗社会学的文学观，胡风首先以理论家的胆识和勇气，继三十年代中期与周扬、茅盾的理论分歧以后，四十年代又在民族形式问题、论主观问题的讨论中，与周扬、何其芳、邵荃麟、林默涵等等延安文艺派的理论认识相左。第二，以主体的社会化、社会的生命化的现实主义反思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坚持处处有生活，生活必须融合“主观战斗”的文学观。因此，胡风不仅仅强调主体、个性又与周作人、林语堂、朱光潜的个性精神、性灵说区分开来了，而且在文学的社会人生联系上，也与茅盾、冯雪峰、张天翼、沙汀、欧阳山等理解的现实主义不同。第三，以理论的鲜明独立性形成自己文学批评的标准和尺度，从而有了自己文学群体的雏形，或者说个性化的思想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引了一批新的文学力量，胡风对于萧红、路翎、丘东平、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的推崇，对于艾青、田间、鲁藜、**（阿垅）、贺敬之等诗歌创作个性的肯定，胡风的文艺思想正是以这样的三脚鼎立，奠定了七月派群体思想本源结构的中心位置。
杨洪承：《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235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4.正像鲁迅所分析的，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往往“不算一回事”，“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只有经历了这起码的基本生存都将失去的“死亡”的威胁以后，“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才突然变得陌生而新鲜，而被发现一种新的意义。“劫后余生”的沦陷区作家，也在经历了与鲁迅类似的生命体验以后，重新关注被遗忘、忽略的“身边”的东西，发现正是这个人的琐细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最基本、最稳定，也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而个人的生存又构成了整个人类（国家、民族）生存的基础。张爱玲说，在“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的生存大危机、大恐怖里，“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总要）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于是，人“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说的正是这个。可以看出，对于“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尽管对于大多数沦陷区的作家来说，是出自生命的直觉（直接体验），带有很大的不自觉悟性，但对其中的一部分作家（例如张爱玲）却是与对人（个体与人类的人）的基本生存的深刻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前述宣言中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与对“永久人性”的关注是有一种内在联系的。而这种关注与思考，对于沦陷区作家来说，绝不是出于抽象的理论，而是对于“战争”下的“人”（个人与人类的）生存困境的一种紧张探寻，它既是超越的，又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现实性。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沦陷区作家的作品，从表面上看，是远离时代与政治的，但因为其对“战争”中人的生存困境的特殊关注，而同样成为一种“时代的艺术”。
钱理群：《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见《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5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