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比较尴尬的，他从内容和形式方面对它们所做的吸收、校正、背离和叛逆，虽然都各有苦衷、各具成就，但也并不是没有带来一系列问题。就内容而言，他对底层民众利益的矢志不渝的关注无疑是渗透在五四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精神的有力体现，然而“时代俗务”的急迫与现实生存空间的狭陋一步步将他推向了政治反抗与叛逆的道路，这条道路上的文化宣传工作虽然也可以称作广义上的“启蒙”，但显然是为具体的政治斗争服务的“阶级意识”或“阶级仇恨”的启蒙，是围绕着一个个具体的阶段性政治斗争目标及政策和策略而展开的群众动员，其终极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劳苦大众积极投身到现实的政治抗争运动中来，——这与五四启蒙运动所突出强调的价值观念的启蒙、文学选择上的弃旧图新以及“人的发现与觉醒”其间的距离简直不能以道里计。
范家进：《赵树理对新文学的两重“修正”》，载《文学评论》，2002（1）。
5.赵树理的小说，尤其是中后期的作品，常常使富有教养的艺术家微笑摇头，被精于鉴赏的审美家视为“小儿科”，已很难再在读者心中激起长久的兴趣。这里的症结，以我看来，就在于即事名篇，就事论事，只重眼前暂时的社会功利，企求立竿见影的宣传效果。一方面，他虽然善于刻画农村的小人物，塑造了一群既没有被拔高也没有被歪曲的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由于作家“重事轻人”，这些人物往往得不到最充分的重视、最精细的雕琢，大都缺乏高度的概括性，未能给文学之林增添不朽的形象。另一方面，他虽然出色地描绘了一幅幅色彩浓郁的农村风土人情画，但由于过分注意现实政治意义，重在表现一些随形势的发展而纷至沓来的细小矛盾，致使画面长度有余而深度和广度均嫌不足，很容易蒙上时间的灰尘，逐渐地失去艺术魅力。幸好他有难能可贵的胆识和赤子之心，敢于为人民仗义执言，卓然独立于瞒和骗的大泽之上，以真诚的现实主义态度反映农村的真实生活，因而不少作品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可是跟随他“迈进”的许多人，却难免滑进阐释或图解政策的岔道，甚至揣摩领导意图、凭空杜撰故事。而这类作品的生命力，自然更其可怜，因为政策多变、问题迭出，一旦时过境迁，它们立刻失去了赖以立足的基础。
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载《上海文论》，1988（4）。
6.孙犁是主流作家中极少的能同时为艺术论者和政治功利论者都接受的作家，也是主流作家中极少有的艺术生命能超越“解放区”和主流政治文化、并能在新时期继续与当代读者对话的作家。这既是孙犁的幸运，然而庶几也正是他的不幸。艺术论者常常仅仅从风格的角度评价孙犁小说的诗意抒情与单纯优美个性，而并不在意他这个风格的形成是有着审美选择之外的文化原因；政治功利论者则常常从革命意识形态的角度批评孙犁小说对“主旋律”表现的不力。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主流文学基本上形成了以服务政治为旨归，以通俗化、大众化为审美形式的话语规范。然而，孙犁的创作却常常并不那么典型地体现主流革命文学的特征，在文学的情致乃至文学的话语方式上，它都常常与主流文学的政治主旋律有所偏离。主流文学追求文学的政治效应，崇尚力量（暴力）、冲突（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叙事；孙犁的创作，则惯于在社会政治冲突之外表现人性之善、人情之美、人伦之和谐。
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