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从两方面突破前人的研究：其一，全面考察赵复遗著与相关文献，推进理学北传的研究；其二，以郝经《陵川文集》和《续后汉书》为例，展示理学流布对北方学者文集和史著的重要影响。第一章《赵复遗著与理学北传》，通过广泛辑录赵复传世诗文，搜寻现存赵复的全部记载，全面把握相关文献，从而较为合理地推定他的生卒和存世时间，详细追寻其主教燕京太极书院及南游讲学等活动，准确分析他的交游和对蒙古政权态度，了解其北传理学的广泛影响。如赵复北传理学的活动，以往所知只是他主教燕京太极书院，笔者据赵复遗诗，当时学者郝经、杨弘道诗文，首次细致讨论了赵复南游的情况，提出其载书南游讲学，推动了理学在黄河流域的广泛传播。赵复的交游，以往所知只是他与元好问的交往，笔者则据赵复诗文，首次展示他与杨奂的交往，对比他与元、杨交游不同的思想基础，进一步证实赵复仅以传学为己任、不与蒙古政权合作的南宋遗民心态。笔者还据郝经论道学书、论性书，追溯了这位年轻学者由否定质疑南宋道学，到接受赞扬理学的思想转变，直接有力地证明了赵复传授理学对当时北方儒士的重要影响。一位元史专家感叹，由于收集资料“竭泽而渔”，研究的结论自然更具合理性。
郝经是金末元初北方的著名学者，他既濡染郝氏家学朴素的经学传统，又受赵复北传理学的思想影响。赵复南游讲学寓居保定时，他以东道主的身份向赵复直接问学，并有多篇诗文与赵复唱和、赠别。郝经追求“有用之学”，摒弃民族畛域，积极参与蒙古政权，希求在政治上施展抱负。蒙哥汗战死，他力劝忽必烈与宋和解，北上与阿里不哥争夺天下。元世祖即位，郝经受元朝委派以国信大使赴南宋议和，不幸被宋权相贾似道拘留于仪真十六年，直至元军大举伐宋，才得以返回燕京。羁禁期间，郝经潜心学术，留下各类著述十二种数百卷，传世者仅有《陵川文集》和《续后汉书》两部。《陵川文集》是郝经一生的诗文结集，前人的研究，多偏重于郝经的政论和诗文成就，对其理学著述则关注不足。实际上，《陵川文集》包含着数量颇多的理学篇章，既有直接向赵复、王粹论性论学的书信，也有记述理学北传与影响的序文碑记，尤其是讨论理学基本范畴和图式的论说图赞。这些自成系统的理学论述，在元初北方学者的文集中非常少见。即便是对忽必烈确立汉制和元代儒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许衡、刘因两位大儒，其传世著作《鲁斋遗书》和《静修先生文集》中，类似对理学问题的直接讨论也不多见。本书第二章归纳《陵川文集》的理学文献，既由郝氏家学特点，剖析北方儒学的朴素传统；又以他对理学态度的转变，阐述赵复传布理学对北方学者的转折性影响；更透过道、气、命、性、心、情等理学基本范畴的细致辨析，说明郝经理学体系的内涵、特点和缺陷，反映了北方理学的过渡形态，以及当时南北学术的差异与相互渗透融合的实际进程。
《续后汉书》是郝经的另一部重要文献。尽管该书在流传过程中曾经散佚，未能完整传世，但是经过四库馆臣的辑录整理，不仅恢复了全书的基本构架，而且保存下绝大部分郝经的序文议赞和大部分史文记载。《续后汉书》是在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理学思想影响下改编的纪传体三国史，主旨在“更正统纪”，以蜀汉为正统。然而，朱熹《纲目》为编年体史纲，意在通过设定义例以褒贬历史。如何在纪传体史书中体现其宗旨，则需要合宜的体裁构架，重新编排史料，并赋予作者独特的序文议赞和史学思想。第三章《郝经与〈续后汉书〉》，通过编纂宗旨与体裁结构的对应考察，阐述郝经如何以表、纪、传、录结合的体裁构架，序、文、议、赞分述的记载笔法，史文与自注互补的编纂形式，融三国史事于一书，充分体现朱熹确立蜀汉正统的宗旨，探讨了理学思想对北方学者史著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