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燕京太极书院与南游讲学，是赵复北传理学的主要活动，然而，这一切却始自1235年德安之役，姚枢劝救赵复北上。
一、姚枢与赵复北上
现存的赵复资料，绝大部分从德安之役开始，[1]关于他在南宋的前半生，所知寥寥。赵复诗文自署“江汉”、“云梦”、“安陆”，且知其为南宋“乡贡进士”。[2]江汉是其自号，云梦是其原籍，安陆则为居所。据《安陆县志补正》陈廷钧按：“赵江汉先生先世本云梦籍，后迁郡城之南八里，聚族而居，《旧志》所谓赵家洲是也。故其自署与一时各传记，或称云梦人，或称德安人，或称安陆人，迄无一定。”[3]陈氏《宋乡贡进士赵江汉先生事迹岁考略》又云：“理宗宝庆、绍定间（1225～1233），先生举乡贡进士，预廷试，未及仕，以所闻濂洛关闽之学教授于城南文笔峰下。”[4]讲学之地，实据康熙《安陆县志》：“江汉书院，城南文笔峰下，元儒赵复讲学于此，今废。”[5]而中举时间，不见史料依据，似是陈氏据赵复被俘时间与年龄所作的推测之词。
元太宗七年乙未（1235），即金朝覆亡后的第二年，蒙古分兵两路进攻南宋。皇子阔出统兵攻掠荆襄地区，掳人民牛马数万北还，赵复亦在其中。
赵复在德安被俘时的情况，姚燧《序江汉先生死生》与《姚文献公神道碑》皆有生动记载，前文云：
其岁乙未，王师徇地汉上。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德安由尝逆战，其斩刈首馘动以十亿计。先公（姚枢）受诏，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汉先生。见公戎服而髯，不以华人士子遇之。至帐中，见陈琴书，愕然曰：“回纥亦知事此耶！”公为之一莞。与之言，信奇士，即出所为文若干篇。以九族殚残，不欲北，因与公诀，蕲死。公止共宿，实羁戒之。既觉，月色烂然，惟寝衣留故所。公据鞍马，周号积尸间，无有也。行及水裔，见已被发脱履，仰天而祝，盖少须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与众已同祸矣。其全之，则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绪者，将不在是身耶！徒死无义，可保吾而北，无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经学实赖鸣之。[6]
然而，《姚文献公神道碑》记述姚枢劝说赵复之语却有所不同：“公晓以徒死无益，汝存则子孙或可传绪百世，吾保而北，无他也。”[7]《元史·赵复传》及明冯从吾《元儒考略》亦均取此说，似乎姚枢仅以个人保全性命、传衍宗脉劝说赵复北上，恐不尽然。
12世纪至13世纪前期，宋、金两个政权一直处于尖锐对峙状态。严峻的民族危机不能不对南宋士人产生深刻影响。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胡安国借作《春秋传》，大讲“谨于华夷之辨”“重夷夏之大防”的《春秋》“大义”，并将华夷之辨与君臣父子之义等纲常名教相联系，大力提倡尊王攘夷，以此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武器。南宋一代士人，无不深受影响。而长期生活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北方士人，在思想上与南宋儒士颇有不同。他们提倡“以夏变夷”，希图用汉族儒家思想文化，来影响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以此维系汉族文化传统，并谋求自身出路。
南北士人的思想差异，在赵复与姚枢身上得到鲜明体现。家乡陷落、九族俱残、身为囚俘的惨境，使赵复欲以自溺来表示对蒙古军肆行屠戮的抗议，保全自己对南宋王朝与九族宗亲的忠孝名节。姚枢则完全不同。姚枢（1201～1278），字公茂，号雪斋、敬斋，河南府洛阳（河南洛阳）人。少力学，负王佐之才。1232年蒙古军破许州，姚枢至燕京依杨惟中，与之相偕北觐太宗窝阔台于龙庭，是最早归依蒙古政权的汉族士人之一。德安之役，太宗命杨惟中于军前行中书省事，姚枢随之在军中访求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人才。姚枢在与赵复交谈中，确信他是才学出众的“奇士”。因此，当姚枢发现赵复欲投水自溺时，就力劝赵复随自己北上，并保证他无性命之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