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未年（1247）十一月，赵复南游途经保定，借宿于郝经家的蜩壳庵。这是郝经与赵复的首次相会，郝氏作《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与《送汉上赵先生序》两文，向赵复问学。《论性书》首先回顾理学在南宋的发展和金末向北方的流传，其后说：“先生及朱子之门而得其传，裒然传道于北方之人”，“学者云从景附。又为《伊洛发挥》一书，布散天下，使孔孟不传之绪，家至日见，则道之复北，虽存乎运数，其倡明指示心传口授，则自先生始。呜呼！先生之有功于吾道，德于北方学者，抑何厚耶！”对赵复北传理学的功绩予以充分的肯定。郝经提出，“性理问学之本也”，因此，《论性书》追溯古今性论的渊源流变，着重请教孟子性善论、理学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希望赵复“指其要归”，使自己得以“为北方学者之倡，使吾道复明于中国”。[40]显然，郝经此时不但对性理问题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并且已经接受了将宋代理学直接上承孔孟的理学道统论。《送汉上赵先生序》一文，则从士之穷达入言，指出赵复虽以南冠楚囚北上燕京，但能“传正脉于异俗，衍正学于异域”，“俾《六经》之义，圣人之道”，“大放于北方。如是，则先生之道非穷也，达也”，[41]以此为赵复送行。1249年以后，赵复南游返回，郝经又作七律《送仁甫丈还燕》，以“唐虞问学传千古，伊洛波澜浸九州”，概括赵复南游传学的影响。[42]
从视道学为祸乱天下的罪魁，到称之为“吾道”“正学”，从担忧理学的流传，到期待程朱理学大放于北方，短短数年，郝经对理学的态度发生了急遽的转变。这一变化，尚不足以说明郝经对理学已经有了深入透彻的理解，但至少标志在理学北传的影响下，北方士风已经开始转向：从怀疑批判理学，转而趋向尊崇理学。这一风气的转变，甚至影响到部分思想保守的老一辈学者和汉族世侯。曾批评侈谈性与天道是“败德孰甚”的郝思温，“晚年尤邃性理学，手书《西铭》畀经曰：‘是入德之几，造道之阶也’”。[43]顺天道左副元帅贾辅，“晚年惟读《语》《孟》，曰：‘是圣贤传心之要典，而世谓之小经，吾欲使与《六经》并为大，可乎？’”[44]亦可见理学北传的巨大影响。
在此之后，郝经陆续撰写了《朱文公诗传序》《宋两先生祠堂记》《太极书院记》《周子祠堂碑》等文章，记述理学典籍的刊刻、理学书院祠堂的建立。辛丑、庚戌间（1241～1250），姚枢因与当政不合，辞官隐居辉州苏门，潜心道学。在赵复传学的影响下，姚枢与杨惟中、田尚书分别在燕京刊印了一系列程朱学派的理学著述。如姚枢椠版朱熹《小学书》《论孟或问》《家礼》，杨惟中雕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田尚书刊刻程颐《伊川易传》、朱熹《诗集传》、蔡沉《书集传》、胡安国《春秋传》等经学注释，加之北宋理学家语录《近思录》、吕祖谦《东莱经史说》等书，以进一步推动理学典籍在北方的流传。[45]《朱文公诗传序》，就是郝经为田尚书刊行朱熹《诗集传》撰写的序文。文章指出，《诗经》的注疏，虽有郑玄《毛诗笺》和孔颖达《正义》等汉唐注疏，堪称勤备，却义理未明。直至南宋朱熹《诗集传》，“方收伊、洛之横澜，折圣学而归衷，集传注之大成”，“近出己意，远规汉、唐，复《风》《雅》之正，端刺美之本，粪训诂之弊，定章句、音韵之短长差舛，辨大、小序之重复”，使“三百篇之微意，‘思无邪’之一言，焕乎白日之正中也”。其书“行于江、汉之间久矣，而北方之学者未之闻也。大行台尚书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传永久”，郝经喜于《诗集传》在北方的流布，学者得闻朱熹学说之幸，遂作序以行之。[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