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虽也涉及政治、教育、道德、史学等领域，但主要探讨“性与天道”为中心的义理问题。而金末的北方，教人仍以小学为本，不甚关心玄远高深的天道性理，而注重于人事。郝思温认为：“洒扫应对进退，即性与天道之端；致身行道，树立事业，性与天道之功用；充实而大，大而能化，性与天道之成终者。”因此，他“教人以小学为本”，“乃为言行坐立、揖拜俯仰之节，诵记孰复、执笔为书之制，声音笑貌、疏数疾徐之仪，一之以敬，而不使惰。少长，则为解说义理，缀辑章句，简直切律，力少而功倍之。成童，则以性理、经学为本，决科、诗文为末，而浸致之《大学》。”郝思温对自己的执教之道曾有一番说法：“人见吾之规规孑孑，必以为是区区致力于小者而小之也。吾不病也。夫事有小大，理无小大也。本末先后，吾不敢躐而欺之也。”从小学入手，先洒扫应对，再章句、义理、性理、经学，最后才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教，这种本末先后的为学之序，绝不可以随意跨越。因此，郝思温当时对于侈谈性与天道的南宋理学颇不以为然，“世之人好高慕远，以欺世盗名。未能洒扫应对，而便说性与天道，紊理逾分，枉探速成，戕本根，坏伦类……败德孰甚焉，吾不为也”。[21]
受家学影响，郝经为学伊始即追求“有用之学”，“非先秦之书弗读也，非圣人之言弗好也，尝自诵曰：‘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22]他说：“夫学所以为道，非志于文而已也。”[23]“士生千古之下，而处斯世，遇斯时，岂宜区区文字之间而已耶！”[24]金元之际，干戈扰攘，生灵涂炭，士子读书为学的目的，不在于章句文字之间，而是要“为道”。而“道贵乎有用，非用无以见道”。郝经认为，世人趋之若鹜的佛老、文章、科举等等都是“无用之学”。许多读书人百无一用，“试之一职，则颠蹶而不支，委之一事，则衄挠而不立，汲汲遑遑，终其身不能免于冻馁，而趋利附势，殒义丧节”，这都是从事于无用之学所致。只有《六经》才是“圣之学，道之用，二帝三王致治之具”，“真有用之学也”。[25]学习《六经》的目的，则是要“以天自处，以生民为己任”，[26]经邦济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郝经这种学贵有用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北方士人注重实学的朴素学风。
3.诗文书法的家学修养
郝氏先祖多喜好诗歌、古文及书法。祖父郝天挺“工于诗”，[27]元好问自十四岁起从之学，“即与属和”，“六年而业成”，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天下。[28]叔祖郝天祐南渡后隐居鲁山，“作古文歌诗，往往散落世间，故虽隐而名愈显。尤玩意书法”，“笔势庄重秀劲，能作丈余楷草”。元好问曾与“周旋文场，故特敬畏”。[29]父亲郝思温“生平喜为歌诗，徜徉跌宕以自乐”，散佚之余，仍有“遗稿一百二十篇”。[30]因此，郝经自幼年起就受到诗歌、古文与书法的训练。“始知学，喜为诗文”。[31]“《六经》既治，思有以奋然而复古也，于是作古文”。[32]还曾师事元好问有年，相与讨论作诗作文法。郝经的诗文书画都很有名，所遗文集39卷，有诗14卷，文25卷。其文涵养蕴蓄，理足气余，“如长江大河，有源有委”，其诗“气韵高远，止乎礼义，得诗人忠厚之意”，皆足以自成一家。他的书画则“天资高古”，“俊逸遒劲”，“亦为当代名笔”。[33]
郝氏家学的上述特点，说明它虽然受到北宋理学的濡染，却还基本局限在汉唐儒学的范围内，而与高度哲理化的南宋理学相去甚远。出自如此家学传统的郝经，对金元之际的理学流传持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就是毫不足怪的了。
二、对理学态度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