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经改作的三国史，最初并不称为《续后汉书》，而是沿用陈寿书名，称《三国志》。郝经《自序》云：“（中统）十三年冬十月书成……仍故号曰《三国志》。”其下苟宗道《新注》亦引《义例》曰：“陈寿之为《国志》，时东汉史尚无完书，乃断自献帝而下，为魏、蜀、吴书，总谓之《三国志》。天下分裂，统体不一，如周衰列国，故如《国语》别为之书，而谓之志，志亦记也。今虽增修，革讹饰陋，正其统体，其名不可易，故仍曰《三国志》云。”[15]这说明，早在编写《义例》决定改作宗旨之时，郝经已经为自己的著作确定了《三国志》的书名。郝经认为，三国时期的历史，正如春秋时期周室衰微列国分立。所以，陈寿模仿《国语》体裁，按国别分作魏、蜀、吴三书来记载当时的历史，而总称为《三国志》，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现在自己改编三国史，主要是为了“革讹饰陋，正其统体”，至于书名则不必改易。实际上，仍用《三国志》之名，还有更深层次的寓意，即郝经期望自己的改作，可以取代陈寿《三国志》的正史地位。不过，这一点只能是他隐含的心愿，不便公开阐明而已。所以，至元九年（1272）十月全书告成，郝经作《自序》言修撰事，清楚地说明其书仍陈书故名《三国志》。同年苟宗道作《新注序》，亦未言及书名改易。
然而，郝经《陵川文集》卷29所收该书序、延祐五年（1318）五月江西行中书省开刊郝经著作的札付，以及同年七月江西儒学提举冯良佐为该书作的《后序》，都称这部书为《续后汉书》。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苟宗道《郝公行状》在记述此书时云：“公自弱冠，每以陈寿所修《三国志》统纪紊乱，尊魏抑汉，后世不公之甚，他日必当改作。及闻晦庵先生有《通鉴纲目》，尝语人曰：‘《纲目》虽夺魏统而与汉，然一代完书终未改正。’公乃创作纪、传、序、志、论、赞等书，其辞例森严正大，雄深健雅，黜奸雄之僭伪，续一世之正统，则昭烈、孔明之心，白日正中也。仍改曰《续后汉书》若干卷。”[16]集贤学士卢挚《郝公神道碑铭》、翰林学士承旨阎复《郝公墓志铭》二文，也都记此书为《续后汉书》。其中《郝公墓志铭》称：“公之殁也，权厝于保定西郭静直君（郝经父思温）墓侧。大德三年春，迁窆于河阳虎头山之原，从吉兆也。先事，朝请君（郝经子采麟，时为集贤直学士朝请大夫）持淮东道肃政廉访副使苟宗道所述家传，请铭幽隧。”[17]可知卢挚《郝公神道碑铭》和阎复《郝公墓志铭》，都作于大德三年（1299）春郝经迁葬之前，而二文所依据的苟宗道《郝公行状》，当更作于二文之前。也就是说，以上三文都写于延祐五年刊刻郝经遗著之前。这似乎是充分的证据，说明至少在该书刊刻前，甚至有可能在郝经生前，其书已改称《续后汉书》。但对史料细作考究，则又不然。
首先，《三国志》完稿于至元九年十月，下距十一年元军大举攻宋、宋遣郝经一行北归还有两年。若郝经在此期间已决定更改书名，那么他完全有时间改动《自序》和《义例》中有关书名的解说，而不至于留下“仍故号曰《三国志》”的原文。而且，郝经在北还途中就已罹病，十二年四月到达燕京面见忽必烈，翌日世祖驾幸上都，留郝经于燕京就医看治。七月十六日，郝经即以“宿疾复作”去世，其间似无暇再更定自己的著作。
其次，《郝公行状》的作者苟宗道，是以书状官身份随同郝经出使南宋的郝氏门生，当年在仪真曾协助郝经改作三国史，并为郝书作《新注》。如果郝经生前已决定改易书名，即使本人不及措手，苟宗道亦可助他改易原稿，而不会出现《自序》名为《三国志》，《行状》中却云“仍改曰《续后汉书》”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