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续后汉书》的结撰，从至元元年作《通鉴书法》和《三国条例》开始，到九年十月全书完稿，共持续了九年时间，而其中主要的工作，完成于五年正月到九年十月之间。
《续后汉书》虽作于郝经拘留真州期间，但是改作《三国志》的心愿却并非始于此时。《续后汉书自序》对此有清楚的说明：
晋平阳侯相陈寿，故汉吏也。汉亡仕晋，作《三国志》，以曹氏继汉而不与昭烈，称之曰蜀，鄙为偏霸僭伪。于是统体不正，大义不明，紊其纲维，故称号议论皆失其正。哀帝时，荥阳太守习凿齿著《汉晋春秋》，谓三国蜀以宗室为正，魏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蜀平而汉始亡，上疏请越魏继汉，以正体统，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诏中书侍郎裴松之，采三国异同凡数十家以注寿书，补其阙漏，辨其舛错，绩力虽勤，而亦不能更正统体。历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余岁，列诸三史之后，不复议为也。宋丞相司马光作《通鉴》，始更蜀曰汉，仍以魏纪事，而昭烈为僭伪。至晦庵先生朱熹为《通鉴》作《纲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继汉，统体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犹用寿书。经尝闻搢绅先生余论，谓寿书必当改作，窃有志焉。及先君临终，复有遗命，断欲为之，事梗不能。
因此，当至元九年（1272）书成之日，郝经才感叹：“安得复于先君，而告卒事乎！”[8]
郝经改作《三国志》是确有父命，还是模仿司马迁《史记》的临终受命，我们已不得而知。至少，郝经在宪宗八年（1258）十一月其父去世后所作《先父行状》中，并未言及遗命改作事。[9]但是，郝经本人于三国史寓心已久，则是确有其事。苟宗道《郝公行状》云：“公自弱冠，每以陈寿所修《三国志》统纪紊乱，尊魏抑汉，后世不公之甚，他日必当改作。”[10]早年束发就学奉父命学作决科文，郝经曾拟刘备和诸葛亮二人，作《汉昭烈帝讨吴孙权檄》和《汉丞相亮谕伪魏檄》。[11]出使南宋之前，自己酉年至戊午年（1249～1258），郝经又先后为顺天府关羽庙作《汉义勇武安王庙碑》，为涿郡刘备庙、诸葛亮庙作《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和《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庙碑》，并为北海管宁祠和易州田畴祠作《汉高士管幼安碑》《汉义士田畴碑》。[12]这些碑记，非但表彰忠于刘备匡扶汉室的诸葛亮和关羽，以及不仕曹魏以存汉统的义士管宁、田畴，而且提出黜魏尊汉的统纪问题。早在己酉年撰写的关羽庙碑中，郝经就提出蜀汉正统论：“昭烈帝始终守一仁，武安王始终守一义，尽心于复汉，无心于代汉，汉统卒归之。袁氏徒为僭伪，曹氏徒为篡窃，孙氏徒为偏霸，竟不能以有汉。”[13]《昭烈皇帝庙碑》进一步指出：“陈寿作《国志》，即以汉统与魏，使昭烈父子与刘璋共为《蜀志》。其后著书者，皆以魏为正统。惟宋司马光更‘蜀’为‘汉’……而亦不以正统归之。至建安，朱熹始夺‘黄初’之统，以‘章武’继汉，汉亡始为魏。夫高帝以宽仁得人心开汉统，光武以谨厚得人心复汉统，昭烈以信义得人心存汉统。”所以，郝经在碑中，“推本汉氏家法心传，统体所在，正其名号，曰‘汉昭烈皇帝’，榜其殿而碑诸庙。”[14]这些都说明，郝经在出使南宋之前，的确已有改作《三国志》以正统体之意，只是因为忙于世务，无暇撰作而已。拘留仪真十五年，为郝经提供了专意述作的充裕时间。在这一时期编撰的十二部著作中，《续后汉书》是郝经用时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是集中体现其史学思想的代表之作。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朝廷商议刊刻郝经遗著，在众多的著述中独独选出《陵川文集》和《续后汉书》两部刊印行世，绝非偶然。
二、《续后汉书》的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