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表、纪、传、录四种体裁相辅相成外，《续后汉书》还在各卷中以序、议、赞等文体配合史书正文。郝经《义例》认为，孔子赞《易》，又作《诗》序与《尚书》序。左氏为《春秋》作传，则在史事叙述中穿插“君子曰”或当世诸人议论以裁断历史。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开创纪传体通史，于《史记》帝纪、表、书、世家、列传作“序”及“论”，统称“太史公曰”，并在终篇《太史公自序》中，以四言韵文依次总结各卷的写作宗旨，作为全书130卷的“叙传”。班固《汉书》断代为史，但史文体裁亦承《史记》，于正文外别有序、论，只是“论”改称“赞”，若承袭父言，则称“司徒掾班彪曰”；同时，也在终篇《叙传》，用韵文说明诸篇作意，总结全书，后世谓之“史述赞”。范晔《后汉书》遵循班固之法，也有序、赞诸体，不过更“赞”曰“论”，论中亦有“援引其先世及诸人之言”。由于范晔因谋反罪入狱被处死，《后汉书》未能完稿，原计划的十志尚未写出，也来不及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班固《叙传》，为《后汉书》作一篇自序。然而，各卷之后的“赞”，以四言韵文体现范晔史文之“杰思”，[5]起到叙传的作用。陈寿《三国志》只有纪、传二体，序文很少，仅《魏书》《后妃传》及《乌丸鲜卑东夷传》诸篇有序，又改“论”曰“评”，且不作赞文。史书中的上述序、论、赞、评，是史家借以概括历史演变、表达史学见解的多种文体，是纪传体正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因此，郝经改作《续后汉书》，亦承袭前史传统，在史文记载外设置序、议、赞等文体。序置于各卷之前，除本纪和人物列传外，年表、人物类传、四夷列传、八录各卷皆有序文，部分卷还有总序、分序，用以概述历史发展，阐明立卷宗旨。议“参用后汉、三国、晋、宋以来诸儒论议”，所以改《三国志》的“评”为“议”，“其援引诸人，书名而不书官，插入本议，而断以己意”。议不限于卷，年表、本纪、八录大致是一卷一议，置于正文之后、赞语之前；人物列传和类传，或一人一议，或数人一议，有的附于全卷之后，有的“错置正史间”，以“便观览”；[6]四夷列传，则六个子卷各有议，表达郝经对历史人物、事件、制度等的评价。赞一般是每卷一首，部分子卷亦有赞语，置于卷末，以四言韵语总括全卷内容。全书篇目繁多的序、议、赞，与史文记载相互配合，形成《续后汉书》有别于其他三国史的思想风貌。这是全书的精华所在，集中体现着郝经的史学思想与识断。
二、更正统纪的改作宗旨
统纪问题，历来是中国史书中最受重视的首要问题，尤其是在三国、东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多政权分裂割据时期，以哪一个政权为正统之所在，用哪一个王朝的年号来纪年系事，是维系中国历史传统的头等重要的大事。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陈寿《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是这部史书最遭后世讥议的主要问题。东晋习凿齿作编年体史书《汉晋春秋》，主旨就是要以晋朝“越魏继汉”，改正陈志帝魏的阙失，[7]可惜其书已经佚失不传。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虽改称刘备政权为汉，不再像陈寿《三国志》那样称蜀，但是仍采用曹魏年号来纪年系事，所以还是以曹魏为正统。[8]直到南宋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黜魏而以刘备章武年号接续东汉建安，统纪方始作了改正。[9]然而，朱书只是编年记载的历史纲目，在纪传体正史中，还是一直沿用陈寿《三国志》。因此，郝经改作三国史，首要的目的便是更正统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