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三国志》无书志一体，成为三国历史记载的缺憾。郝经《续后汉书》增设了《道术》《历象》《疆理》《职官》《礼乐》《刑法》《食货》《兵》八录，凡21子卷，意在补充《三国志》体裁的缺失，记录典章制度的因革损益。
一、八录的设置与特点
书志也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史记》，在纪、传、世家、表诸体之外，设置《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分类记载汉武帝以前的典章制度。[1]班固《汉书》，并《史记》八书为《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六志，又增补《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共计十志，记述典章制度在西汉的发展演变。[2]书志一体，遂成为纪传体史书的传统体裁。范晔修《后汉书》，十志未成而被杀，南朝梁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八志补之，即将《汉书》十志裁去《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而增补《百官》《舆服》二志，记述东汉的各类典制。[3]但是，陈寿《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表、志，凡天文灾变等事皆具于纪传。其后的纪传体正史，或如《汉书》四种体裁并存，或仿陈志削去表或志不一，志书的类目亦有删补调整。
郝经《续后汉书》原名《三国志》，所以改志为录，设八录记述典制沿革。八录的设置原因有二：
其一，由《续后汉书》的改作宗旨和体裁决定。郝经认为，《史记》等前三史的帝纪，大抵模仿《春秋》《左传》等编年史，事详而辞略。凡天文灾变，郡国废兴，礼乐刑法，因革大端，四夷兴衰等事，先简略记录于帝纪，然后详载于有关的书志和列传，这就有重复记载之嫌。陈寿《三国志》无书志，上述各事或具于纪传，与前三史相比，固然避免了重复的弊病。但是，“以魏为正统帝纪，凡天变、外夷之事皆录于魏。《吴书》故有者，则录于吴。谓蜀不置史，灾异靡书，故二主传皆不录”。《续后汉书》改以蜀汉为正统，升刘备父子为帝纪，黜曹魏为列传，则天文历法等事，“移置于汉纪则失实，存之魏传则失体。故汉纪、魏、吴传皆不录，类之于八录，国别以见，不复重出其事”。[4]这样处理，既解决了史书体裁上的矛盾，又避免了重复，一举而两得。
其二，弥补陈寿《三国志》的缺失。郝经指出，《史记》帝纪之后有十表八书，《汉书》亦有八表十志，《后汉书》虽无表，却补有八志。只有陈寿《三国志》志、表全无。而且，三国时期正是“天光分曜，海宇幅裂，律吕失次，礼乐废缺，官号不一，刑法无章，国异政，家殊俗，不为考定，则散无统纪”。《三国志》不作表、志，不仅在史书体裁上缺少二体，不够完备，也使当时的各项典章制度付之阙如，无从考究。因此，郝经“援三史例，取汉、三国、晋书为之论著，为《道术》《历象》《疆理》《职官》《礼乐》《刑法》《食货》《兵》凡八篇”，以弥补《三国志》在体裁和历史记载上的不足。[5]
《续后汉书》八录的时间断限亦不限于三国，而是根据前三史志书的记载情况各有区别，各录的编写体例也有创新，与前史不尽相同。八录中，《历象》《疆理》《职官》《礼乐》《刑法》《食货》六录是传统的志书题材。其中《刑法录》全卷佚失，已无从考察。《历象录》总括前史《天文》《五行》《历法》三志的内容，下分太极、天地、日、月、五行、灾异等25个子目。各子目都有序论一篇，论述天体运行、五行生克、灾异产生的道理，而没有记载三国时期天文、五行、灾异的具体情况。这大概是由于陈书无志，文献无征所致。历法一目则断自东汉末至三国，记载汉灵帝时制定的《乾象历》和魏明帝时制定的《景初历》，并收录魏太史丞韩翊、尚书郎杨伟等人有关历法的议论。这些均采自《晋书·律历志》，只是前后的序文和论、赞出自郝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