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德成就责经筵”，天子的儒学习养，是历代士大夫都极为重视的大问题。尤其是对蒙古族为统治民族的元朝而言，更关系到能否承继中原正朔、弘扬道统、崇儒重道的根本。因此，吴师道以帝王经筵作为《国学策问》首章，是有其深意的。皇帝日讲官员的选任，是仅从在朝任职的儒臣中简任，还是也应进用如宋儒程颐这样的“河南布衣”？讲官应该专任，还是也可兼任他职？策问直入主题，要求诸生就经筵讲官的身份职任进行讨论，是一道很明确的时务策。师道虽考问诸生，自己实已有定见。西汉甘露中，开石渠阁会议以定《五经》同异，宣帝临决称制。北宋元祐初，程颐自“河南布衣”擢升崇政殿说书，为年幼的哲宗进讲经义，且以为讲官不当兼任他职，使得积诚意以感上心。这些典故，早已是儒学史上为人称道的佳话。诸生对策，也只有透过上述历史故实，方能很好阐发帝王经筵的重要意义。
还应指出，吴师道此问并非泛泛而发，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至元元年（1335），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第三年，听从执政的丞相伯颜等蒙古重臣的建言，“诏罢科举”。其时顺帝年仅十六。至元六年（1340），才又接受翰林学士承旨巎巎建议，“复科举取士制”。[22]命下之日，师道虽曾“与士大夫举手相庆”，[23]又岂能无日后翻覆之虞？在汉族儒士看来，科举之兴废，关乎道统之存亡；而道统之转移，又系乎帝王之态度。故而开设经筵，施教于异族皇帝，冀其忻慕儒学，实乃刻不容缓。有元正式开设经筵是在泰定元年，时间又晚于科举。至正元年（1341）顺帝立宣文阁，才有较为完善的经筵制度。元朝的经筵讲官一般不是专任，多由中书省、翰林院官员兼任，又以翰林为主，故有“经筵亦归翰林”之言。[24]吴师道任国子博士期间，曾经翰林学士承旨巎巎、翰林学士朵尔质班推荐，以其“明于道德性命，通于礼乐刑政，操行清白，志节刚方”，堪任翰林国史。[25]而两位荐举者，同时正兼任知经筵事。因此，吴氏关于经筵的思考，是冀希顺帝能以汉宣帝、宋哲宗为典型，崇儒重道。然而，元代毕竟是异族天子，欲其向化华风，谈何容易。元初许衡虽登于庙堂，实则世祖于儒学并不热衷。汉族儒士期望借经筵来“致君尧舜上”，只能是一种幻想。事实上，较之历代汉族王朝，元代经筵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师道堪任翰林国史的推荐，结果也只能是“未报”，顺帝不予理睬。
另一方面，在对汉人的策问中，吴师道则多由经史推致时政。如：
三皇之名，经始见于《周官》，未尝称其人以实之也。孔安国序《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或谓本《易·大传》。然《大传》曰：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亦无明文也。司马迁《史记》以轩辕下属之五帝，而小司马《补记》，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又有天皇、地皇、人皇之号，大与此异，而说出于谶纬杂记，其果可取以为据乎？外史掌三皇之书，不言三坟也。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不云三皇也。孔氏以三坟五典合之三皇五帝，可谓有征矣？《书序》之文，先儒颇疑之，遂以是为一定不可易之论，可乎？且三坟言大道，夫子岂得去之而断自唐、虞乎？世有《三坟书》，出宋元丰中，果古书乎？伏羲画卦，著于《易》矣，神农、黄帝之说，杂见于阴阳、道家、农家、方药诸书，其果可尽信乎？前代古帝王之祭，不独三皇也。祭三皇著令于唐。夫其开天建极，功被万世，固当在所尊。我朝大建宫宇，春秋祭祀，甚盛典也。顾乃属之医家者流，而限为专门曲艺之祖，议礼之意，其可得而闻欤？繄欲究名号之是非，核书文之真伪，订祀典之当否，谈三皇者，不可以不知也。其明辨而详陈之，以验所学，且以观卓识焉。[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