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认为，经史是圣人之道、历代之事的载体，是时务的本原。舍经史则时务无从谈起，而经又尤其是史与万事之本。这一思想，其实是陈栎延祐对策的概括。然而，元朝科举与国学的策试法，蒙古、色目人只考时务策而不及经史，是失其根本的。策问明确表达了吴氏对时务策、经史策截然区划的不同意见，也因此期待蒙古、色目生员亦以经史自励，而不满足于只谈时务不通经史的浅薄。当然，上述解释，还只是策问文字的表面意涵，更深层次的寓义乃在于元朝的政治，即朝廷的一切大政方针，都应该导源于经史，尤其是儒家的经典，才能改变因循茍且、世事日坏的状况，真正实现理想中的唐虞三代之治。可惜，这在“蒙古至上主义”的元朝，[18]只能是汉族儒士的一厢情愿。
当然，时务源于经史，不仅仅是吴师道等学者的个人识见，也反映出客观现实的变化。至正二年（1342），元顺帝在停罢科举两届之后，下诏重新恢复，程式已有所改变。在乡试、会试第一场的经学考试中，蒙古、色目人原只考《四书》经问五条，现减去二条，而加考《五经》义一道；汉人、南人原考《四书》明经、经疑二问，五经义一道，现减去《四书》疑一问，而改考《五经》疑。此外，汉人、南人第二场辞赋考试的内容，也由原本的“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增加为古赋必考，另于诏诰、章表内再选考一道。[19]科举程式的调整，加重了《五经》在考试中的份额，并首次对蒙古、色目人提出修习《五经》的要求，反映出蒙古、色目人经学修养的逐渐提高，以及整个科举考试难度的增加。这样的调整，也势必影响到各级学校尤其是国子学的课程设置和考试规则。同时也应看到，科举的经学考试，虽然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同样增加了《五经》的比重，但在科举和国学考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策试，却依然是时务策、经史策两歧分立，就更显其落后于形势。吴师道时务源于经史的主张，正是要为推进策试制度的改革而张目。
由此出发，吴师道的国学策问，也往往是时务、经史交相设问。一方面，在对蒙古、色目生员的策问中，以时务兼出经史。如：
《书》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谓不可阙人废事也。《立政》有“三宅”“三俊”之目，则已用、未用言之，俊所以为宅之本也。今天下之广，职官之众，取人之路不为狭矣。而在廷之官，或尚有缺，诸道风纪之正使，大郡之牧守，往往虚焉，岂果无其人耶？抑艰其选而不轻畀耶？夫才不储则乏，不养则衰，失之于平时而索之于一旦，不可得也。国家之于储养，未尝不加之意，且若何而储，若何而养，必有其道矣。试一言之，可乎？[20]
这是由《尚书·皋陶谟》的“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与《立政》的“三宅”“三俊”发端，问及元朝的人才储养。又如：
古之帝王，资学为先。故石渠制决，金华劝讲，崇儒问道，有自来矣。讲读设官，昉于唐世。方今建明，著为令典，积诚启沃，必得其人。将在廷儒学之士，自充选欤？抑若河南布衣者，亦当进列欤？专任兼领，孰为当欤？员不必备，惟其人欤？[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