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闻昔者帝王之有天下也，或创业艰难，或继体守文，虽所遇之时不同，及其成功一也。夫周之文、武、成、康，德业尚矣。汉之高祖、文、景，唐之太宗、明皇，其治功尚有可议者乎？我太祖皇帝肇启洪基，世祖皇帝混一区夏，列圣相继，治底隆平。朕承天地之休，居亿兆之上，夙夜祗畏，罔敢逸豫。载惟祖宗之治，所当先者何欤？成周圣王，汉、唐英主，其得其失，所当鉴者何欤？子大夫悉心以对。[13]
这是一道专为蒙古、色目人拟定的时务策，考问的是当朝的政治应以何者为先务。然而，讨论时政，除应熟悉本朝列祖的武功文治外，更需要借鉴古昔圣帝明王的统治之道。因此，策问要求从周、汉、唐三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当世的政治。这说明科举程式虽然以时务策与经史策相分离，然而，科举一旦实行，即很难防止传统儒学思维的渗透。
事实上，元代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对蒙古、色目人只考时务策而不涉及经史提出质疑。后至元间任职国子博士长达六年的黄溍，在蒙古、色目人策问中就曾提出：
昔安定先生之教学者，有经义斋，有治事斋。治事者，人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适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由讲习有素也。夫穷经而不能致用，则经为空言矣。作事而不师于古训，则其为事，亦苟焉而已矣。是果可歧而二之欤？然以其成效观之，则又如彼何欤？诸君子朝斯夕斯，所谈者无非经义也，所治事果何事欤？幸试以素所讲习者，言之毋让。[14]
北宋学者胡瑗教授湖州时，设立经义、治事两斋，讲明《六经》与治道，以经义结合时事教授诸生，庆历时遂为太学所取法。其精神即弟子刘彝所言：“以道德仁义教授东南诸生”，“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15]为后儒奉为圭臬。黄溍即据此设问，说明穷经而不能致用，经就只是空言；而治事不师于古训，也只能是苟且之政。所以，经义与治事二者，实不能歧为二途，委婉地对时务策不涉及经史提出疑问。
黄溍的另一首蒙古、色目人策问也指出：
学者，将以行之也。所学何道欤？所行何事欤？弦歌之化，本于四科之文学，后世专门名家，犹有以儒术饰吏者，以经义决事者矣。夫何古道湮坠，士习日偷，群居则玩思空言，而指簿书钱谷为细务；从政则苟逭吏议，而视仁义礼乐为虚文。不几于所学非所行，而所行非所学欤？二三子蒙被乐育，以幼学为壮行之地，可无所熟讲而素定欤？孔门远矣，西汉之士，有不可企而及者欤？愿试陈之，无以让为也。[16]
文学、政事，同属孔门四科，本是孔子之教中密不可分的内容。汉代犹有公孙弘等以儒术缘饰吏治，董仲舒等用经义决断政事。然而，后世习经学者以政事为细务，从政者以经典为虚文，导致学行分离，士习浇薄。策问虽指后世为言，实际针对的还是元代政治趋向之下的士风，而经史、时务策的分立，也是促成学术与政事异途的原因之一。孔门四科出于《论语》，虽然也是儒家经典，却是无论蒙古、色目，还是汉人、南人都必须学习和考试的《四书》之一。策题从《论语》中设问，进而联系到当代士风，虽是对蒙古、色目生员的时务策，却巧妙地将经史与时务融为一体，尤可见作者的别具匠心。
继黄溍之后就任国子博士的金华学者吴师道，在其《国学策问》中，更进一步倡言经史是时务之本：
经载圣人之道，史记历代之事。经史者，时务之所从出，而经又史之所从出也。以道制事，则经不可以不明；以古准今，则史不可以不讲。舍经史而谈当世之务，可乎？今策试之法，或止以时务而不及经史。不及经史者，岂专以时务为急乎？抑虽不明言经史，而经史自有所不能外欤？史犹可置也，经者，道之所存而事之本也，其可置欤？有司必不以浅待诸生，而诸生之所自待者，亦必不尔，愿闻以祛所惑。[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