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所载，皆时务也。读《虞书》，则知尧、舜之务；读夏、商、周之《书》，则知禹、汤、文、武、周公之务。读史亦然。至于史，则时与务靡然俱下，何欤？无乃知为务以救时，而不知稽经以为务欤！钦惟皇上神圣冠伦，嗣大历服，祗若祖训，以科举取士，岂徒务以经术变前代设科之陋而已？盖务得真儒而用，使风移俗易，臻至治也。混一以来，垂四十年，草创因循，至于今日，官冗吏污，民嚣俗敝，有矣！欲致隆平，当去太甚。然则官冗不可不汰也，当如汉光武吏职减损，十置其一欤？吏污不可不惩也，当如隋文帝使人遗以钱帛，受者加罪欤？民嚣而争讦相尚，当如赵广汉者钩距求情，痛绳以法欤？俗敝而奢侈无节，但令如贾谊者太息于庶人帝服、倡优后饰欤？自古一法立，一弊生，弊生则又为之法，于是法如牛毛，弊如蜂午，时与务靡然俱下，由此故也。然则使人何以无幸爵之心，而不壅铨曹？何以使吏消黩货之念，而不干邦宪？何以使民知逊悌？何以使俗知礼节？古之治天下者，经具焉，而何务为之本？知经之要，明务之本，逢今之时，平天下犹运之掌上耳。魏征论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封德彝非之曰：“魏征书生，岂识时务！”彼不知教化乃时务也。魏征言焉，太宗纳焉，是以有贞观之治。尝闻：“取法于上，仅得其中。”使皇元之治止如贞观，而不进于唐虞三代之隆，果有真儒出焉，将其心愧耻矣！诸君钦听明诏以来，念此至熟也。其稽经以对，副圣天子侧席真儒之意。[11]
策问开宗明义，指出经史所载皆是时务。后世政治日益衰颓，正是由于只知为务以救时，而不懂得稽经以为务。策问要求考生借鉴经史，以寻求拯救元朝官冗、吏污、民嚣、俗敝等四方面时弊的措施，还特举唐代魏征与封德彝的争论，阐明经史的教化功能，才是真正的时务之所在。这道专对南人策问的主旨，并非要对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的划分提出异义，更不欲对蒙古、色目人只考时务策不及经史进行质疑；仅仅是向参加考试的南士强调时务与经史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历史上证明经史时务策的合理性。有意思的是，策问出现的本身，却刚好反证了只问时务不言经史的荒谬，凸显了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分卷等级策试的不合理。而这恰恰是命题者始料不及的。
徽州路休宁县朱学学者陈栎的对策，即在策题基础上，对时务与经史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申发。对策首先将经与理学倡言的儒家之道相联系，提出：“经所以载道，道之体，必达于事之用；史所以载事，事之用，必本于道之体。”其所谓“事”，当即时务。儒家经典承载的道，与史书记录的历代时务，正是体与用的关系。根据策问的要求，陈氏将官、吏、民、俗四事贯穿经史，逐一检讨了清官冗、涤吏污、化民嚣、移俗敝四大时务的历史经验，然后指明：“时务之中，教化与焉”，“徒知为务以救时，而时卒不可救”。他以为这正是三代之后时与务靡然衰弊的原因所在。因为“时务，事也；教化，道也”。只有“不徒时务之末，必本之以教化之道”，才有可能纠正时弊，平治天下。对策至此还未竟其意，陈氏又特别标举《大学》一经的正心平天下之道，希望透过正天子之心，来匡正朝廷、百官，乃至正万民、正四方而天下平。[12]对策明确了经因载道而为本，时务只是道之运用，很好辨析了两者的关系。陈栎亦以对策在乡试中脱颖而出，中选举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策试中，议论时务也确实很难脱离经史。元后期的时务策，往往难以单纯讨论时政，而不出现经史的内容。苏天爵《拟廷试蒙古色目策问》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