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盗救荒，非无良法，然莫若思患而豫防之。乃今圣仁在上，威行惠孚，蚁聚之众，固已肃清，菜色之民，殆将苏息。及是时也，儆戒无虞，蓄积备具，有不可不素讲者。二三子傥有志焉，于从政乎何有！请试陈之，以俟有司者之询访也。[8]
以上四则蒙古、色目策问，或言务本抑末之策，或求化民成俗之术，或询变通钱币之道，或征除盗救荒之法，都是讨论政事、简洁明晰的时务策。
黄氏《国学汉人策问》第五首云：
国朝之制，策士必以经史、时务。时务诚未易知，经出于圣人，亦不容拟议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传，太史公之所纪，立法何不同欤？班固、荀悦、范晔、袁宏、陈寿之流，互有祖述，孰为得失欤？欧阳子《唐书》，法太史公者也；司马公《通鉴》，法左氏者也：而皆不能免先儒之讥，是盖有其说矣。然《纲目》之作，或因其旧，或革而正之，其是非去取，可得而闻欤？方今六馆之士，奋自儒科而居编摩论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于昔人之是非得失，安可无夙讲而为之折衷欤？愿试陈之，以观所学。[9]
这是一首专门探讨史书体裁与方法的史策，与朝野当时议修宋、辽、金三史的吁请相呼应。考生对策，应比较《左传》《汉纪》《后汉纪》等编年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纪传史，在史书体裁上的继承演变。策问还特意标举北宋著名史学家欧阳修《新唐书》和司马光《资治通鉴》，两书虽各有所长，却仍不能免于讥议，因而要求考生探讨两书的得失，并说明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对《通鉴》的因革损益，作为元代修史者之借鉴。策问的范围，从先秦两汉直到南宋，涵盖了元以前众多的史学名著，其目的，显然是考察国学中的汉人生员，在史学上的蕴蓄和识见。
《国学汉人策问》第八首言：
三代之兴，皆改正朔。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此三代之正朔也。而《甘誓》有三正之言，则三代之前，三正既迭用矣。黄帝、颛顼之历，尧之授人时，舜之协时月正日，果何所建欤？前乎夏、商，既建寅矣，以汤、武、周公之圣，何为不能踵而行之？而行夏之时，犹有待于孔子然后定欤？建子者，一阳之生，天道之始也；建寅者，三阳之长，人事之始也。商之建丑，独何义欤？秦之建亥，亦商、周有以启之否欤？先儒谓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数以《诗》《书》言之，月固不改矣。考之《孟子》，则月盖未尝不改也。何其不同欤？由汉迄今，率用夏时，是无容议矣。然语古而无征，习今而不察，亦君子所耻也。试索言之。[10]
此则策问，是对汉人生员经学修养的考核。考生既要根据《尚书》《诗经》《孟子》等儒家典籍，说明夏、商、周三代正朔历法的沿革演变，又需辨析经典记载之间的矛盾抵牾，倘无对经典的通习熟诵，是难以应答的。
二、时务源于经史
鉴于科举程式对经史时务策的规定，故延祐元年（1314）江浙行省乡试，就已经出现经史与时务关系的讨论。这是元朝举行科举以来的首届乡试，其为世人关注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