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闻：伏羲、神农、黄帝之事，见于《易》；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存乎《书》。皆圣人也，其号名虽殊，而治化则一。日月星辰之为天，丘陵川泽之为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为人，三极之道，有以异乎？宗庙也，朝廷也，师旅也，礼乐也，佃渔也，耕桑也，时之所尚，虽小有损益，其为治之具，岂有易于此者乎？然而伏羲、神农、黄帝之所以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可得而别欤？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畴，武王询之：文无异也，道无异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备矣，何以犹待于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犹待于箕子？然则群圣之奥，有待于后世者，犹无穷乎？子大夫习之于师，考之于古，得之于心，宜之于今，亦素有其说乎？朕诚以为非伏羲、神农、黄帝无以为道，非尧、舜无以为德，非禹、汤、文、武无以为功。心术之精微，制作之会通，子大夫其悉陈之，朕将亲览焉。[6]
全问约三百五十字，篇幅稍长于马祖常的时务策。更要紧的是策问的经学要求，应考者非但要透过《周易》的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尚书》的洪范九畴，来探讨伏羲、神农、黄帝直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九圣之道，分辨其间的细微差别；还必须根据《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来系统阐述宋代理学标举的儒家道统。策问的经学范围，已然超出蒙古、色目人应当学习的《四书》，而涉及《五经》。显而易见，这是一道考问汉人、南人的经史策，策问难度明显增大。这固然符合汉人、南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习惯，却也是二者考生中选比例较少所不得不然。
科举中时务与经史时务策的分立，必然影响到各级学校尤其是国子学，在国学私试和地方学校的策试中，也要作同样的区分。黄溍文集中，即有《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18道、《国学汉人策问》25道，应当是他在后至元元年至六年（1335～1440）任职国子博士期间，为国子学私试拟定的策题。此外，黄氏文集中还有《堂试蒙古色目人策问》1道，《堂试汉人南人策问》3道，可能是黄溍至正初年担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时，为地方学校拟定的策题。[7]有些学者的策问虽然没有标明考问对象，仍可加以区分。如吴师道《国学策问》四十道，其中前二十一首策问篇幅较短，少者仅六十余字，长者也不足二百言，且问题比较简单，只问时政，较少涉及经史，应是对蒙古、色目生员的时务策。后十九首则篇幅较长，多在三百字以上，最长者达五百字，问题颇为复杂，或考问经史，或由经史问及时政，应该是对汉人生员的经史时务策。
以下分别列举黄溍的两类国学策问，稍作辨析。其《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问曰：
古之为国者必务训农，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朝廷重臣，既专领司农之官，郡县长吏，又兼任劝农之职，而田里之间，地有遗力，人多游心。谈者率以为，田不井则背本而趋末者众，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易卒复，若何而能使守本业者有以尽其力，逐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试陈之。
盖闻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今之君子知学道者，诚有之矣。小人而能学道者，初不多见也。伊欲以斯道觉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则为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责。请试言之，以观二三子之自任者何如也。
钱出于古，而交、会创于近代。然所谓交、会者，必以钱为之本。盖合券所以取钱，非以彼易此，使之舍实钱而守虚券也。方今钞法独行，而钱遂积于无用之地。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变通之道焉。请试言之，以待执事者之财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