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务策与经史策
根据科举程式对策试类型的划分，元后期策问可分为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简称经史策）两类。前者一般是单就朝廷时政设问，基本不涉及经史，策题较短，问题明确，主要考察举子是否具有洞悉天下民隐及政事利弊的识见与才能；后者则要在经学、史学的领域内命题，或考察经史的理解与辨析，或由经史推问时政，策题相对较长，问题复杂，举子非有较深的经史修养则不能应答。
所以，延祐以后各级科举考试的策试题目，往往会标明考试的等级与对象，以示区别。如金华学者黄溍文集中保存的科举策题，就有《会试汉人南人策问》1道，上都、江浙《乡试蒙古色目人策问》2道，江西、江浙《乡试南人策问》2道。[1]苏天爵文集亦有《廷试汉人南人策问》《拟廷试蒙古色目策问》各1道。[2]有些学者的策问，虽然没有明确标识，但从策问形式与命题范围，还是可以判断其类别。以下试举两道廷试策问为例，分析时务策、经史时务策的各自特点。其一：
文武之道，有国家者不可偏废也。文艺对策，取学问之士，我朝已行之矣。独武举未讲，非所以备文武之道也。方今四海亿兆之众，蕴畜才能者，岂无其人乎？夫武职子弟，袭受世赏，衣食为事，游媚富贵，使之将万人，率千夫，其于功勋之裔，则至厚矣。国家何赖焉！兹将议立武举，以求草泽弓马膂力之夫，谋略技能之士，以应武选，其策何先乎？必功勋世臣之裔，草泽有能之人，兼用并置，仍不戾于时宜，何者为便益之道乎？子大夫学通今古之制，褎然来廷，其悉以对，朕将亲览焉。[3]
廷试仅考策一道，是以皇帝的名义出题设问，将朝廷的大政方针，考问经由礼部会试选拔出来的进士，鉴别他们的政治识见及才能。因而，廷试是科举中最高级别的考试，也是最重要的策试。根据延祐以来的命题规制，先期由读卷官拟定策题四道，“缮写进呈”，由“御笔点用其二”。[4]泰定四年，马祖常以太子左赞善、翰林直学士充廷试读卷官，拟定廷试策问二道，此为其第一策。策问提出，元朝武职，以功勋子弟世袭受赏，年久弊生，惟以衣食游媚为事，不堪任使。如今朝廷已兴文举，又议立武举，希望进士对武举设置提出合宜的措施，以便功臣世裔与草泽武士能够兼用并置，去除积弊。这是希图对传统军事制度进行改革的大胆设想，虽然元朝未能实行。马祖常为色目人，延祐首开科举，马氏乡试、会试皆第一，廷试因必以蒙古人居榜首，故屈居第二，由此名动京师。[5]他的两道廷试策问都很简洁明确，字数在二百至二百五十言之间，一议开武举，一讨论吏治与刑法，都是只问时政，不涉及经史，是比较典型的考问蒙古、色目进士的时务策。
文宗至顺元年（1330），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兼国子祭酒虞集为御试读卷官，拟制策四篇以进。其文集及《国朝文类》中，都仅收廷试策问两道，且题前无“拟”字，大概是为皇帝点定的实际试题。其第二策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