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炀帝以试策始置进士之科，策试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形式，并由此影响到各级学校考试。唐代科举多途，策试类型亦有多种。进士、明经等重要科目必考的时务策，是当时的主要策试。此外，弘文馆、崇文馆生需答经义策或史策，秀才科要考方略策。高宗、玄宗时，为推动习读《老子》，又“加试贡士《老子》策”。[10]文宗大和八年（834），礼部进士考试第二场，“试策五篇，问经义者三，问时务者二”。[11]宋、金初年，策试也以时务策为主。然而，以时务贯穿经史的汉代传统也时有体现。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疏奏贡举之弊，请求科举对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12]应是经史与时务结合的策试。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规定经义、诗赋两科进士最后一场均考“子史、时务策二道”，将策试的范围推广到诸子与史学。[13]钦宗即位，臣僚亦上言：“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今之策问，虚无不根，古今治乱，悉所不晓。”[14]也是吁请时务策源出于史。金章宗“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单镒病时文之弊，言：‘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可令进士试策日，自时务策外，更以疑难经旨相参为问，始发圣贤之微旨、古今之事变。’诏为永制。”由此，“泰和格（贡举条格），复有以时务参以故事及疑难经旨为问之制”。[15]这些既是时务导源于经史的儒家传统理念的继承，又反映随科举考试自多科向单科演进，策试亦由多种类型向综合型发展的趋势。
有元科举，虽自世祖朝即多次议行，却因蒙古统治者的成见和守旧贵族大臣的反对，数十年未能举行。[16]直至皇庆二年（1313），仁宗方下诏开科取士。[17]元朝科举虽然姗姗来迟，却仍然是元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尤其对于承袭儒家思想和学术的传统士人而言，科举意味着朝廷对儒学的肯定和实行汉制的进步。毕竟，科举是透过儒学经典的考试来选拔人才，又是皇帝亲自主持考试的国家抡才大典，无论蒙古学还是回回学，都不可能有相似的典礼。[18]
延祐科举对策试的影响，一方面，是促成元后期策试的频繁和策问的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就是在策试类型上，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的分立。
皇庆年间颁布的科举程式及中书省续降条目规定：无论乡试、会试，蒙古、色目人的第二场，汉人、南人的第三场，都要考策一道。御试更是仅试策一道。因而，策试是元代科举中惟一从各行省乡试、礼部会试直到殿廷御试都要举行的考试形式，也是无论蒙古、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都必须参加的考试科目。与科举程式相适应，延祐二年的国子学贡试法亦规定，国子学私试，每季度孟、仲两月考问经学；季月，上二斋汉人生员，于策问、表章、诏诰内抽考一道，而中二斋的蒙古、色目生员，则仅试策问一道。因此，策试也是国子学选拔高等及分生员的重要考试之一。而高等生员，又是国子生参加集贤院和礼部考选贡士的公试或科举考试的基本资格。[19]根据上述规定，元朝凡行科举16次，计有殿廷策试16场、会试策试16场、乡试策试逾270场，每场策试又需拟定两等级策问共4份以备选用。即有元一代，仅科举策问就有1200多道，国子学与地方学校的策题更难以数计，这是延祐以后传世策问占绝大部分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