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史书修纂而言，萧郝二书也有着不同的原则。萧书取材于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多援裴注以入传”。在吴、魏、汉三部分，基本上是削减吴、魏，增补汉列传，以羽翼蜀汉的正统地位。以萧书比较《三国志》，吴载记较《吴书》“废传二十”，魏载记较《魏书》“废传八十九”，而汉列传则较《蜀书》“增传四十二，废传四，移《魏志》传入汉十”。这些增传“亦皆取材于（裴）注。间有注所未及者，建安以前事则据范书，建安以后则不能复有所益”。即萧常《续后汉书》的史料，全部来源于《三国志》和裴注，仅建安以前史事稍据范晔《后汉书》补充，而不参考他书。其原因是，萧书的修纂宗旨“在书法不在事实”，重在以“义例精审”“笔削谨严”黜魏帝汉，[36]而非增益史实。“名义至重，信古今之不渝，书法匪轻，虽毫厘之必计”，[37]这正是萧常进书南宋朝廷时标明的编纂准则。而郝经之书，虽更正统纪的改作宗旨与萧书无异，但同时还注重史书规模的扩大，史事、史论的保存增益，以改变《三国志》记载的疏略和讹误。非但体裁由纪、传二体扩充为表、纪、传、录四体，卷帙也自陈寿《三国志》65卷，拓展为90卷、130子卷。郝书的取材，虽然主要依据《三国志》和裴注，“即《三国志》旧文，重为改编”，[38]“凡裴注之事当入正文者，则为删取”，[39]却也重视参考《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和《资治通鉴》，“以裴《注》之异同，《通鉴》之去取，《纲目》之义例，参校刊定，归于详实”。[40]此外，郝经还尽可能关注到古代文献、魏晋名篇和唐宋著述。
与上述修纂原则相适应，郝经《续后汉书》的新注，也与萧书的注释大相径庭。萧书自注不与史文相接，而是在44卷正史之外，别作《音义》4卷，意在简要训解史文的音读、名物、典故、地理、职官、人物等，以为正史之补充，并不以保存史料为主。这样，裴注中的大量史料和后人评论，凡未被增入《续后汉书》者，就全部弃置无用了。而郝书的苟宗道《新注》，直接列于《续后汉书》正文之下，与注释对象紧密衔接，且以解说义例书法、收辑不便录入正史的史料议论为重，以充实完善该书。这就保存了大量前史及注文中的相关资料，以及前代史家学者的论说评议，从而弥补订正《三国志》的疏略讹误。较之萧常《音义》，苟宗道《新注》无疑与郝经《续后汉书》的联系更加密切，也更具有文献价值。
然而，郝经毕竟不是史学家，《续后汉书》的失误也在所难免。如士燮、太史慈皆为吴臣，而郝经录之汉臣列传。又如黄宪卒于东汉安帝时期，葛洪显于东晋元帝之朝，郝经却收入汉《高士传》和吴《技术传》。“其他晋、汉诸臣，以行事间涉三国而收入列传者，不一而足”。这些人物收录的失当，或与郝经意欲改变《三国志》的疏略，扩充《续后汉书》的规模相关。至于设置八录，其初衷是在弥补陈书无志的缺陷，但因文献阙征，虽杂采前后史之文以充实，却不能尽如人意。而其中“纪载冗沓，失于限断，揆诸义例，均属未安”。以至于《四库提要》批评，郝书虽“持论颇为不苟，而亦不能无所出入”。同时，由于元初上距三国已逾千年，时代久远，大量当时的历史记载和文献资料已佚失无存。又由于拘禁条件所限，《续后汉书》取材不够广博，史料上没有更多新的价值，也是它流传不广驯致散佚的原因所在。
《四库提要》云：“经敦尚气节，学有本原，故所论说，多有禆于世教。且经以行人被执，困苦艰辛，不肯少屈其志，故于气节之士低徊往复，致意尤深。读其书者，可以想见其为人，又非萧常、谢陛诸家徒推衍紫阳绪论者比也。”[41]认为郝经《续后汉书》的意义与价值，主要在道德教化层面，而不是史书的体裁义例，似不是深入研究后的公允之论。[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