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法是元朝重要的财政收入，“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9]“供国家之需至广也”。冯勉对策云，元初盐法“与民同利”，禁止“高价桩配”“急征其直”，“置买用食从民便”，故不致为害。其后管理者“未尽得人”，“度口计升，月考赢屈”，“以锱铢之微利、耳目之所不及而笞辱”有司，致使“郡县不得不下虐于乡都，抑配农民，占认引数，追系鞭挞”，遂重为民害。冯氏认为，“诚使能毋急征其直，而民不被抑配之苦，能必听从民便，而官不受三犯之责”，方能“上不失国家之课，下不失官民之心”。由此，对策强调，“蠲公田之弊，在于申明源流之害，蠲盐利之弊，在于遵守祖宗之法”，而二者的关键，“在于得人而用之，则事不终日而理矣”。“公田而不得其人，则因循苟且，而不能以申明其害；盐利而不得其人，则贪昧隐忍，而不能以遵守其法”。只有选择“明理慎行之士而用之，二者之弊庶可以去矣”。[10]显而易见，江南的公田、盐法问题，朝廷的弊政才是根本原因。而冯勉作为应考的南士，既然无法直接批评朝廷政策，也就只能申明公田源流之害，祖宗盐法之利，寄望于地方长官的贤明，以求适当减轻其弊而已。
东南地区的水利建设，关涉国计民生，也曾是江浙乡试的策题：
先儒以经义、治道分斋教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则水利，亦儒者之所当知也。古所谓水利，曰河渠，曰沟洫。沟洫施于田间，故其效易见；河渠限于地势，故其功难成。方今言东南之水利，莫大于吴松江。视古之河渠与沟洫，其为力孰难而孰易？其为利孰少而孰多？诸君子习为先儒之学，必夙讲而深知之矣。幸试陈之，以禆有司之余议。[11]
依据皇庆科举程式，江浙乡试每届考选蒙古贡士5名，色目贡士10名，员额之多，在十七个考区中仅次于大都。这道策问文字简约、宗旨明确，即是对江浙蒙古、色目考生的乡试策题。北宋名儒胡瑗在苏州、湖州任教期间，一反崇尚辞赋的当世学风，设立经义、治事二斋教授诸生。经义斋讲明六经，治事斋研习治民、讲武、水利、算历等治理之道，庆历中遂为北宋太学所取法。[12]策问首举此例，意在说明水利是江浙地区的当务之急，即便蒙古、色目人，只要他们希望透过科举入仕，亦须通晓水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