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是首善之区，其官员拣任与治道，非但关系都城的稳定和繁荣，而且足以仪表天下。至正元年（1341）大都秋闱，陈旅即于策问中着重探讨京师地方官的为治之道。陈旅（1287～1342），字众仲，江浙行省兴化路莆田县（福建莆田）人。荐任闽海儒学官，后游京师，受到马祖常、虞集赞赏。泰定四年（1327），以荐授国子助教，执教国学六年。元统二年（1334），出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后至元四年（1338），复入朝任应奉翰林文字，升国子监丞，先后任京职近十年，对京城事务民风亦有深入了解。至正元年，陈旅受聘大都乡试考官，其策问首先指明：“京师，天下风俗之枢机也。”“然而五方聚居，习尚不纯，而豪侈逾僭、奸诈窃发者，往往有之。”故其长官职任重大，惟“能以柱后、惠文弹治之者”，或“能宣上教化以表率之者”，方可胜任。[3]陈旅以西汉历史为鉴，历举“前有赵、张，后有三王”，说明这五位京兆尹虽“皆以能名”，其治理之道却各具特色：赵广汉“善为钩距以得事情”，张敞“越法纵舍辅以经术”，王尊“文武自将”，王章“刚直守节”，王骏则“功无可纪而人称之”。[4]希望诸生辨析五者不同的治道，并参考隽不疑、黄霸、孙宝等地方官的卓异治迹，为本朝大都路长官“取法”。策问还进一步提出任人与任法的均衡问题：“汉于京兆，委寄之专，使人人得为条教，以自致其力。”自为条教，即各地郡守为便民，得以因时因地制定相应规章，此即西汉地方吏治成功之道，备受后世推崇。然而，元代蒙古、色目人当权，往往恃势凌法，间有汉人、南人，亦惟禀承上司，谨守成法。故陈旅特地揭出：“专任人而不任法，则民有受其虐者矣。端任法而不任人，则中材以下救过不给，又何暇论绳墨之外哉。”要求考生透过历史，结合当世，讨论如何做到“任法而无拘牵之弊，任人而无纵恣之虞，人得尽其才，法得达其用，使首善之地治效彰著，以表仪于天下”。[5]可见，陈旅此策专为大都治理而发，极具针对性。
原属南宋统治区的江南诸行省，面临的问题显然与大都、上都及北方各省有所不同。天历二年（1329）江浙乡试的南人策问，即追询公田和盐法这两项东南地区的最大弊政。此策问今已不存，作者亦不详，然当年中举的冯勉对策却得以幸存，其云：“执事发策秋闱，下询承学，首及东南公田、盐利之弊。”明言策问的宗旨。冯勉，字彦思，江浙行省池州路建德县（安徽东至）人。皇庆间，师从程端礼于建德县学。延祐中为县学教谕，刊行程氏《读书分年日程》，并以之教授诸生。天历二年（1329），参加江浙乡试中选，次年举进士。冯勉乡试对策认为，宋代“公田之赋倍蓰于民田，而又限之以定额，饶沃者输税仅足，而徒有耕耨之苦；硗瘠者输赋不给，而民常有终岁之忧。富者以是而日就贫困，贫者以是而日就流亡。且世为之害，而莫得以贸易之”。因而历代田赋之弊，莫过于宋代公田。元朝平定江南，田赋不求羡余，急征刬除殆尽，“独公田之弊，有司失于申明奏减”。[6]即如江浙省松江府上海县，“岁收官粮十七万石，民粮三万余石”，[7]可见元代江浙公田比例之大，田赋之重。对策将公田之弊推之宋代，元朝只是因循未改，委婉地暴露出公田对元代江南经济、民生的残害。冯勉进一步指出，即便公田“历年既久，厥数猥多”，无法一旦尽蠲，亦可“核其田之肥硗，较其赋之虚实，果可征者而征之，果可去者而去之”，[8]从而减轻百姓负担，去除江南积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