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饮酒礼，是“尚贤而尊长”的地方礼仪，非但行于上古，汉、唐、宋亦相沿不辍。朱子以《仪礼》为礼经，有《乡饮酒礼》；《礼记》为其疏义，有《乡饮酒义》。然考案二篇，却多有牴牾不合之处，故唐孔颖达《礼记正义》，言《乡饮酒义》兼有四事，不专释《仪礼》。乡饮酒礼在元代，朝廷没有明令实施，只是部分地方长官时或举行，诚为阙典。吴师道期望乡饮酒礼能够“出自朝廷，颁示海内，使斯民犹获见三代揖让之容，以为革心向化之助，岂非治世之令典欤”？因此，《策问》三十八要求诸生讲论二文异同之故，参证先儒诸说，辨明其义，以俟“他日举而措之”，有司得以采择。[16]
由上可知，吴师道关于古代礼制的策问，多是通过考察古代经典的记载，了解历代制度的变迁，以期对当世的礼乐有所指导与帮助。其服务和促进至正礼制更化的宗旨，是非常明确的。
二、规范元朝礼乐
吴师道探讨古代礼制，博古以通今，其归结点还在规范当代的礼乐制度，这是不言而喻的。有关郊庙礼仪乐器、三皇庙祭祀、民间礼仪规范等策问，就提出这方面的问题与思考。
郊祭大典，是古今帝王敬天尊祖的重要象征，“有国家者莫先焉”。吴师道特以三首策问进行探讨。《策问》十七首先提问蒙古、色目生员，郊祭天地是否应形成制度，定期举行：
郊之祭也，圣王之所以敬天而尊祖也，有国家者莫先焉。方今当太平之期，海宇晏清，民物阜康，肇举殷礼，宜也。然是礼之行，必将具仪物，丰赏赉，则财不免于费；恩泽覃及，则官不免于滥壅；宽宥普行，则刑不免于纵。三者将何以处之？不轻于行者，岂不以此之故欤？其思所宜，以佐在廷之议。[17]
显而易见，师道以为，郊祀作为中国传统礼乐制度中最重要的祭典，元朝亦当定期举行，方能符合大元的“圣朝形象”。虽然举行郊祭，也会带来财物靡费、官路壅滥、刑狱宽纵等弊病，职此之故，朝廷不轻易举行。但是，只要有合宜的对策防止弊端，就可以兴举斯礼，绝不能因噎废食。故而策问命诸生提出适宜的建议，以协助朝廷对郊祭礼仪的讨论。《策问》二十一，又就郊庙乐器的声容器数发问，要求诸生“详考以对，务为精凿可行”，以“合于古制、古法”。[18]
《策问》三十六，进一步就古今郊祭礼设问，指出：“先王之世既远，礼乐之书散亡，其存于经者残缺简略，后儒又以意为之说，使行者莫之适从。”特别是礼乐中最重要的郊祭礼，“异说尤甚”。比如：
天体惟一，而或以为六。圜丘、南郊，或以为一，或以为二。昊天上帝著矣，而复有天皇大帝之称。五行之帝信矣，而或出五人帝之号。或以一岁而二祭，或以一岁而九。或以为日用冬至，或以孟春上辛。此皆大相舛异者……至于圜丘、方泽，天、地分祭，时日、坛壝、乐舞、器币，亦复不同，此礼文之甚明者。历代混而为一，恬不为怪。宋人集议，互相是非。苏氏专引《昊天有成命》之诗，以为合祭之证，而不知其误。其雄辨历诋，足以移人，而先儒深不然之，谓自古未尝有此渎乱庞杂之礼。然当时分祭，仅仅一行，明知其谬，而后卒不能改。先儒之说虽明，顾未有按据以从事者，其故何哉？
这首策问是对经史修养较高的汉人国子生提问，所以，吴师道历举古代载籍的舛异，宋人集议的混乱，非但要求就古代郊祭礼的天地分祭、时日坛壝、乐舞器币等制度进行细致考辨，厘清这一古代记载与后人议论都极为混乱的祭祀大典，同时还须批判北宋苏轼的天地合祭说，申明朱子的分祭理论，以便“修明旧章，讲求盛典，一破千古沿袭之陋”，[19]为国家建立合符古代的郊祭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