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问》还考问古代的社主制度。社是土地之神，也是祭祀土地神的神庙，社主则是土地神的牌位。古代典籍对于社主的记载多有分歧。比如社主的材质，或言木，或言石，即使同一部《周官》，《大司徒》与《小宗伯》亦有所不同。而言木者，有“三代之松、柏、栗，齐之栎，汉之枌、榆”的差异；言石者，也有“吕不韦、许慎、崔灵恩之说”之不齐。又如社主的大小、形制，亦难以统一。以往学生皆“口熟其文而未究其义”，因此，策问要求诸生“稽经而考古”，不仅应熟诵经典之文，而且要穷究其义，考辨分明。[9]应该指出，吴师道策问考察的命题，并非率意而为，多是他经过深入研究或考证、有所心得的问题。比如社主制度，师道即有《社主说》一文，对古代典籍中的不同记载与历代诸家论说，进行过细致地考证辨说。[10]
不过，考察古代礼制，并非吴师道策问的主旨。通晓古代礼制的目的，还在于博古以通今。因此，吴氏对于历代礼制的发展演变，及其对当世的影响，都极为重视。朝廷典仪，“所以辨君臣之等”，是历代皇朝最为关注的礼典。叔孙通率领弟子制定的朝仪，竟然使汉高祖慨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11]可见其对专制皇权的重要。《策问》三十二考究古代朝仪，虽要求国子生根据经典，辨明周制外朝、内朝、燕朝的区别、位置和执掌，讨论东汉经学家郑众与郑玄注释的异同，了解汉、唐以来历代朝仪的变化，然其归结点，却在元代的朝仪：
洪惟我朝，制不相袭，惟正旦、天寿节御朝受贺，常日不复讲。岂以为烦而止耶？抑以为果可废邪？万一修明旧章，则必将有考于此，有志当世者，甘出叔孙通诸生下乎？辄因是以觇博古通今之学。[12]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肇兴朔漠，朝会燕享之礼，多从本俗”。世祖至元八年（1271），虽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但在很多朝廷盛典上，“犹用本俗之礼为多”。[13]即便七十年后的至正初年，一年中仍止于正旦和天寿两节，天子才举行朝仪接受庆贺，平日则废置不讲。对于传统的儒家学者而言，这不是厌倦繁琐礼仪的小事，而是朝廷能否放弃蒙古旧俗，遵行传统礼制的根本性问题。策问要求诸生讲求“博古通今之学”，了解古今朝仪的发展，寻找元代朝制的特点，以便朝廷一旦修明旧典，复行古制，即可有所据依。显然，吴师道是以为汉代创立朝仪的叔孙通自任，期望能够推动元朝礼乐制度的改进。
除朝廷大典之外，吴师道还关注学校和地方的礼仪。中国自唐代开始庙学合一，凡官办儒学，都有孔庙和学校两部分，孔庙祭祀成为学校的重要活动，具有倡明教化的功能。[14]而在元代，儒学和孔庙的兴衰，又折射出朝廷是否承认传统文化、尊崇儒学。元朝在大都、上都、曲阜设置宣圣庙，地方路府州县儒学及书院亦各有兴建。武宗至大元年（1308），诏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文宗朝，又陆续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汉儒董仲舒、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元儒许衡从祀。大都宣圣庙，建于国子学以东。国学生除每月朔、望二日拜谒外，每年春、秋二季的仲月上旬丁日都要举行释奠礼。释奠礼，本是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礼仪，后世逐渐演变为祭祀孔子的专门典礼。国学诸生躬与祭孔盛典，“周旋于堂陛之间，执事于笾豆之列”，自然需要了解其渊源、明习其礼仪。《策问》二十八考察古代经典中的释奠礼，更涉及孔庙的创立发展、先圣称号的加封、弟子从祀的确定、孔庙的布置像设、祭器的陈列等诸多问题，借以总结历代“兴袭之由，得失之故”，指导和规范元朝的释奠礼。[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