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任何封建皇朝，都不能不重视和讲求礼乐。对于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而言，它还具有是否承认和传承中原传统文化的意义。元代的礼乐制度，基本创立于世祖时期，成宗、仁宗、文宗等朝，又各有推进。元顺帝即位，中书右丞相伯颜秉政，专权自恣，一反仁宗、文宗以来有意文治、推行汉法的政策，排斥儒士，废止科举，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等长官概用蒙古、色目人，禁止汉人、南人等执持兵器、习学蒙古文字，甚至请求顺帝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1]这些倒行逆施，代表了部分落后、保守的蒙古、色目贵族的意愿，民族矛盾更加激化，也加速了社会动**。至元六年（1340）二月，顺帝在御史大夫脱脱的协助下罢逐伯颜。至正元年（1341），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掌军国重事。于是，“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复行太庙四时祭”，“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又开经筵，遴选儒臣以劝讲”，采取一系列变革措施，史称脱脱更化。[2]
在元后期的金华学者中，吴师道原以经学见长。[3]他在科举中以何经中选进士，文献阙载，目前尚不清楚。然据友人张枢《吴君墓表》，师道有经学著述多种，《易》《书》《诗》皆有《杂说》，《春秋》有《胡氏传附辨》。[4]礼学虽未有著作，却有《仪礼经注点校记异》，即以南宋吕祖谦与元许谦两家的《仪礼》经注点本相对勘，摘取二者点句的差异疏列，并加按语说明缘由；[5]文集中亦有关于礼的文章多篇。[6]足证其兼通诸经，对礼学亦有相当的研究。师道掌教国子，正值顺帝倡兴儒学、恢复科举、推行礼制之时，因此，他的策试考题，自然要与至正初年朝廷的改元更化相因应，而礼乐制度，尤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四十首策问中，涉及礼乐者就有十四首，既探讨古代礼制，更规范当世礼乐，直接反映了至正初年的礼制更化。
一、探讨古代礼制
古代礼乐自有其源流，欲为当世礼乐制度提供借鉴，势必要从经典与史籍的记载中，去追溯古代礼制的发展演变。因此，考究古代礼制，是吴师道《国学策问》的基本内容，涉及巡狩、朝会、朝仪、射礼、释奠礼、乡饮酒礼、社制等多项制度。
即如巡狩、朝会，是唐虞三代治理天下的重要制度，不过，儒家经典中的记载却是各不相同。非但举行的时间各异，而且成就的事功亦殊。《策问》二十六，要求诸生考辨《尚书》《周官》与《礼记·王制》的不同记载，讲而通之，以明其制。[7]
射礼是古代择士贡贤的重要典礼，其记载散见于各种礼书。《仪礼》有《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篇，《礼记》也有《射义》与《燕义》篇。《策问》三十一以此设问，欲诸生区分大射、宾射、燕射的不同仪制，辨别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等级差异，以及射礼中的诸多问题。策问还要求考生讨论崇尚武力的“主皮之射”，或曰“贯革之射”，与《论语》中孔子“射不主皮”之说的违戾之处，以明确射礼的主旨，在于“观德行”，而非较技艺。师道还特别注意到，《论语·八佾》“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一章，郑玄、王肃与朱熹《论语集注》在句读上有微细差异，要求国子生根据礼典，探究郑、王“揖让而升下，而饮”，与朱熹“揖让而升，下而饮”的不同，并说明朱熹不从郑、王之说的理由。[8]这首策问，既有经典歧义的探讨，又有经文句读的辨析，更重要的还是指导学生对古代射礼的理解和会通。
